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

一、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历程 中国与朝鲜毗邻,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历史上由于政治、民族、迁徙及战争等诸种原因,两国边界几经变化。中国对中朝边界史的研究,严格地说应始于20世纪初。其发展历程大体可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50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80年代至今。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在中苏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对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作过一些评论,而且随着双方分歧的加剧,对赫鲁晓夫的评论也逐步升级,从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上升到半修正主义以至修正主义.这些评论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4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的破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矛盾激化。但在1964年时因赫鲁晓夫下台,中共认为有了令两党两国关系出现转机的可能,为此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然而这次访苏是一次地道的踏雷之行,其结果是彻底终结了两党的关系,并成了中苏两国高层领导最后一次的集体会面,导致中苏关系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25年之久。《1964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的破裂》一文披露了经过。     

“社教”运动与苏联模式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了较大的分歧。中方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对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并把这种改革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同时,为“反修防修”和防止“和平演变”,     

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20世纪50年代中以接触始末

中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1950年以色列就承认了中国,但1992年中以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期间中以接触不多,大部分接触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中以之间接触的整个进程来看,在中以建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变化是由热到冷,以方的态度则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坚决谋求与中国建交。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交锋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这两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共同的利益曾走到一起来,同时也曾为各自的利益针锋相对。这两位领袖人物之间的较量,无疑对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深刻影响。而发生在他们中间的斗争更是尖锐复杂、惊心动魄,其中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交锋内幕。     

《乐家大院百年风云》之三——新时代的无畏追随者

乐家大院第四代子孙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到 50年代初,其中也有几位突出者,如乐恭彦、乐锦霞、乐黛云等,乐恭彦、乐锦霞还为新中国而献身。     

毛泽东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应对多事之秋

正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中国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接踵而至: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1959年6月苏联中止和中国达成的有关原子弹研究的协议,两国关系紧张;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这些挑战和     

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征与启示

冷战时期,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北方安全、东南方严峻的基本态势;6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十分险恶;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有所改善;进入8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阶段性特征表明,国际格局和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两大外部因素,中国对外战略和综合国力则是两个重要内因。事实证明,内因比外因重要。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秘密援越抗法的中国军事顾问团

很多人都知道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但说起援越抗法,则知之甚少。50年代初,我国曾经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助越南的抗法战争,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边疆地区蒙古族的畜牧业合作化生产——以新巴尔虎右旗巴尔虎蒙古族为个案

合作化生产是边疆牧区蒙古族牧民畜牧业生产中采取的传统生产模式,并以20世纪50年代前后和20世纪80年代为节点呈三段式发展。20世纪50年代前,牧民季节性合作是畜牧业生产的传统生产模式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与引导下出现了畜牧业合作生产方式,并分为互助合作生产、合作社合作生产和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又兴起了牧民自愿联户组合的合作组织,进而响应国家号召成立了牧民专业合作社,从此边疆牧区迈入合作化生产新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成功经验

正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合作关系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非洲政策调整,其着力点逐步向为国内发展服务的方向转变,使"平等互利"原则在经济层面变得更加名副其实。随之,中国对非合作的内涵、方式和政策目标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突出体现在经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若干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仍对其巨大变革感到惊异。80年代初,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受“四人帮”干扰较大的史学立即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对旧历史写作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检讨开始了。与此同时,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讨论。到80年代后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由此导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回顾和总结80年代史学思潮的更迭,分析其出现的背景原因及其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不仅对研究中国…     

戏曲改革中的京剧名角儿们

戏班要国营 20世纪50年代,梨园行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体制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彻底扭转了20世纪后50年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道路和艺人的命运。     

德国史学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

在德国史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20-30年代,主要针对《凡尔赛和约》的相关宣判,一部分德国史学家编辑出版了大量外交档案,极力为德国开脱责任,从而在国际上引起激烈争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汉堡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以其论述德国战争目标的论文,对德法两国一度达成的一致意见提出质问,再次引发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既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联系,也与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和民族情感息息相关。时至今日,不同观点依然存在,只是研究重点发生了明显转移,研究方法也出现了较大更新。     

赫鲁晓夫两大“政治笑柄”

赫鲁晓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因无情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两全”理论、挑起国际共运“大辩论”、破坏中苏关系而闻名于世界,他的名字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应该说,赫鲁晓夫的一生就像他死后的墓碑所显示的那样,是“黑白相间”的,他既做过一些好事,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常常随意发挥,口不择言,鲁莽行事,给世界落下许多笑柄。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件事情。     

早期在澳华人的经济生活

中国大陆华人飘洋过海到澳洲去谋生的事最早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去的人数也少。19世纪50年代由于澳洲发现金矿,才吸引了大批华人前去淘金。由于种族的、经济的以及生活习俗诸方面的原因,澳洲白人的排华活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20世纪初主要旨在禁止华人入澳与留居的“白澳政策”的形成。此后,华人离澳的多,入澳的少,在澳华人数量陡降。二战期间,澳洲政府接收了一批华人难民。因此,20世纪初到二战前的几十年中,在澳华人的主体仍是淘金时期入澳而后来留居的那部分华人。二战后,澳洲政府允许一部分华人学者、留学生、商人、企业     

1959年赫鲁晓夫的访美与中苏关系

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关系发展史上一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到美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高调宣扬“和平共处”的缓和外交,力图同美国共治世界,实现世界霸权;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对其所宣扬的外交政策及对世界局势的错误认识感到不满;随后在中国进行的会谈中,中苏双方也没有消除在对美国政策方面的分歧,反而使分歧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