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寻找智慧——《瞿林东文集》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近日,10卷本《瞿林东文集》及单本随笔《彰往察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按照不同的主题及研究领域划分,主要涵盖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史学功用、史学史纲、史学志等方面,全面汇集了瞿林东关于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著。2017年10月1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联合举办《瞿林东文集》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深沉的历史责任感——读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

“史学史研究要以对历史的认识为基础,以纵通和横通为不断追求的目标,以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感为最终的归宿”,这既是瞿林东先生的治学旨趣,也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经验总结。     

通识 专精 信念——瞿林东教授著《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读后

瞿林东教授勤于笔耕,著述丰富。他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又表现出特殊的重视。近十多年来,不断发表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长篇大作,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瞿教授选取有代表性的论文24篇,另选2篇作为附录,结集为《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以下简称《散论》)。     

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正最近,瞿林东教授主编的7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该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作细致考察的多卷本研究成果,全书以历史时段划分,依次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隋唐时期)、     

跌宕而不群 纵横而自得——评增订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研究方法

正史学批评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问题。1991年1月起,瞿林东先生在《文史知识》以"纵横"冠名的专栏连载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系列文章,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1994年4月,该栏目系列文章由中华书局汇集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出版,并于2000年重印。在此后的二十年间,瞿林东先生始终着力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2016年6月,瞿林东先生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以下称《纵横(增订本)》)由重庆出版社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标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前沿论坛综述

2020年10月24日,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共同举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学学术前沿论坛在京师大厦隆重召开。国家民委研究室副主任温军,国家民委研究室基地工作处处长刘元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历史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晁福林,历史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主任郑师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双林。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史学史的新探索——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1927年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对史学史的编纂方法作了新探索。史学史述或循梁启超“做法”,或依社会形态则限,或按古、近代分段,各有优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对史学作会通考察,适当处理史学史与通史之关系,分史学为传统与新史学两时期,注重史学理论的阐述,甚具特点,实践了白寿彝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为史学史研究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评介

正史学批评或史学评论是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但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却是摆在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重庆出版社,2016年6月),是作者多年从事相关研究的一次成果结集。全书34万余字,分上下卷:卷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包含18个专论(原为20     

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

<正>2017年10月28日,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在天津南开大学津南校区成立。瞿林东、陈其泰、徐泓等知名学者参加中心成立仪式并致贺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史恢复活力,曾经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4大研究重镇。在老一辈史学家杨翼骧、白寿彝、吴泽、尹达等先生共同关心下,南开大学史学史研究作为重要阵地之一,曾经与上述3个单位的史学史研究机构通力合作,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

白寿彝先生和 2 0世纪中国史学有密切的关系。首先 ,他从一个爱国者走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反映了 2 0世纪一批进步史学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其次 ,他以兼擅博洽、专精而又独具卓识著称于世 ,这是只有那些勤奋、多思、富于创造精神的史学工作者才能达到的境地。再次 ,他在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大力倡导历史教育、致力于一系列学术组织工作、完成宏伟的世纪工程———《中国通史》的编撰等 ,更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才能做得到的 :作为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 ,白寿彝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New Historiograph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 citizen”: Liang Qichao’s ideas of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ir practice

ABSTRACT

An advocate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Liang Qichao’s “new historiography” was ideologically quite closely tied to traditional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his idea of “historiography” was both a form of scholarship for the provision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a type of learning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character.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new historiography” was to use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o educate the people, helping them to become nationally conscious “citizens.” However, according to Liang Qichao’s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ist aspect of “new historiography” ultimately rest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not in imparting the concept of nationhood. During the movement to “systematize national heritage,” in his practicing of historiography, Liang primarily studied and compiled Chinese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Confucian history: he interpreted Confucianism and the cream of Chinese scholarship as a kind of “philosophy of life.” Liang’s historiographical practices eventually took shape as a form of mor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leading talents of society when the country was going through a transformation, while in the process signaling his profound repudiation of the empirical emphasi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times.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唯物史观取向

20世纪30年代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的奔腾而人,直接影响和规定着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基本状貌。《中国哲学史》、《秦汉历史哲学》和《新事论》等文本共同凸显出冯友兰在哲学史观、史学观和文化观上的唯物史观取向。冯友兰在30年代取法唯物史观这一事实,对我们审视以往的学术史及反思当下的学术语境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于陈独秀历史观的若干问题

陈独秀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观值得我们研究。他视历史学为一门科学,他对中国古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科学体系以及近代社会的性质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提出了看法,有的符合唯物史观,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影响,有的则缺乏科学性,存在明显的缺陷。陈独秀历史观影响他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和态度。     

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 --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麦礼谦教授与美国华侨华人研究

要论美国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就不能不提麦礼谦教授。麦先生虽然是自学成才 ,并且大器晚成 ,但却是美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麦先生不仅自己积极进取 ,勇于开拓美国华侨华人研究的新领域 ,而且充满一个历史学家经世致用的人文情怀 ,乐于用自己所学服务社会     

论明中叶史学风气的变化

本文通过对李梦阳、陆深、瞿景淳、梁梦龙、卜大有的研究 ,对明中叶史学风气转变的背景、特点作了初步的分析。认为 ,当时史学风气的转变与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具有一定联系 ,而陆深等人的《史通》研究 ,促进了史家对史学理论的关注和史学批评的展开。梁梦龙等人对史学要义的思考 ,也推动了史学理论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