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法律中的罪数形态及处罚原则

秦汉法律与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各种犯罪形态的认定与处罚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规则,即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来确定犯罪行为是构成一罪还是数罪并决定其适用刑罚,体现出了较强的法律逻辑。并且,秦汉法律以重刑吸收轻刑的方式来并罚数罪,减轻了犯罪人的执行刑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在处理犯罪时的恤刑,也反映出帝国早期的法律尤其是秦代法律并非只有严苛暴虐的一面。秦汉法律认定罪数形态的方式以及处罚原则对后代法律也有所影响。     

秦汉物价研究概述

在秦汉史研究中,物价问题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南宋时期的王桥是较早关注秦汉物价问题的学者,他在《野客丛书》卷三中依据文献资料,对汉代的酒价、田亩价、米价、金价进行了探讨。清代学者王鸣盛也注意到汉代的米价问题（《十七史商榷》卷十二）。     

秦汉犯罪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正>犯罪现象长伴人类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影响了人类历史。秦汉时期得益于《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录,相关犯罪问题受到较多关注,寓于史论、史考之中。并且,秦汉律令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在还原汉律的过程中,秦汉犯罪的整体面貌也得到展现。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史学的转型与发展,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犯罪加剧,在学术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古代犯罪研究逐渐兴起。秦汉犯罪研究在承接和完善固有研究的同时,发展出新的形式,     

河南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

河南秦汉考古在60余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秦文化考古的成就主要反映在墓葬方面。两汉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集中在汉代域址、东汉帝陵与陵园、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及大量的中小型画像砖墓、壁画墓、画像石墓等考古发现与研究方面。河南汉代冶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周原秦汉墓葬葬俗与特征研究

2005~2007年,周原遗址及其方围揭露了一批秦汉墓葬,包括位于遗址南缘的纸白墓地及马家墓地,核心区域的云塘、刘家墓葬。这批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周原地区商周时期以后的聚落形态演化过程,而且对探讨秦汉时期京畿周围地区普通民众丧葬习俗及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周原秦汉时期墓葬在随葬品组合及器物形制方面与关中东部一带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但也存在一定地域特色;其出土遗物的典型特征为探讨秦汉美阳县地望提供了重要依据;周原东汉时期墓葬具有北方欧亚草原地区游牧民族青铜炊具铜鍑的发现为少数民族移居美阳城提供了考古学线索。     

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

西周分封制下不大可能建立通行于全国的比较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我国比较严密的户籍制度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后,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行,户籍制度也更加严密。汉王五年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实际上是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与整顿户籍。从吕后《二年律令·户律》和县乡定户籍与郡国上计的关系看,汉代户籍应是一年一定。汉代户籍的主要内容是吏民家口名年,不包括赀产。据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奏谳书》、居延新简《甘露二年御史书》与三国吴简可知,汉代奴婢入籍。奴婢在法律上首先还是“人”,因此奴婢登入户籍、手实与户口帐,而畜产等资财不在其列。奴婢仅仅对于其主而言是财产,故奴婢又登入主人的赀产簿。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奴婢只是“贱人”,所以奴婢虽然有“名数”,但不算编户齐民。     

秦汉月令研究述评

<正>先民对四时节律的把握孕育了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月令文化。深邃的哲思、别样的体例、极强的工具性推动月令在秦汉时期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学界从不同方面对月令问题进行了持续而热烈的探讨,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对月令渊源流变的分类辨析,不仅廓清了月令演进问题,也有力推动了月令思想内涵的发掘;对月令与秦汉政治的关系,也从行政、礼制、法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围绕《四民月令》的考察则揭示了月令的民间存续与历史转变;相关出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砖瓦生产的繁荣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砖瓦窑型制众多,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秦汉时期的核心地区即陕西省和河南省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     

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

秦汉时期,童谣、谶纬的舆论功能,源自其对现实的反映以及秦汉时人对其“先验性”的迷信。秦汉政府将舆论监督引入包括选官取士在内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体现了官方对民意、众意的有限度的尊重。在秦汉时期政权更迭过程中,社会舆论起着重要作用。借鉴不同的历史经验,依据不同的指导思想,秦汉王朝的舆论政策及政策执行策略有所不同,其国祚短长,与此有很大关系。     

湖北秦汉半两钱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较大发展,开始出现了金属铸币。解放以来出土的东周钱币,见于正式报道的达七万余枚。其中三晋(赵、韩、魏)和宗周地区,主要使用布币;燕国发现的货币,有刀、布和圜钱三种;齐国发现的货币,以刀币为主,也有少量圜钱;楚国的金币有“郢爰”、     

秦汉半两钱范断代研究

为求秦汉半两钱断代,前曾就历年出土之秦汉半两钱,择其有纪年可考者,究其文字,析其类型,以求其前后演化递变之迹,写为《秦汉半两钱系年举例》(以下简称《系年》),已蒙《中国钱币》刊行矣。今复收集历年出土之秦汉半两钱范,究其形制,析其类型,作为是篇,以与前篇《系年》相印证,庶可窥其前后范形之变化与铸造工艺之区别。然古之钱币分散流通既久,而郡国与私铸者掺杂其间,出土钱范既非全貌,而深埋地下,及得而复失者又不知凡几。爬罗剔抉,辨证殊难。幸赖先人好学深思,收集付印,使后之学者得以借鉴焉。作者限于才识,未能详为论列,只求其大略耳。     

秦汉时期弩机演变研究

弩是中国冷兵器时代重要的狩猎与战争武器之一。秦汉时期,弩机被普遍装备于军队中,装备精湛的弩兵是对抗外敌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弩机作为弩的核心部件,它的发展历程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技术及文化内涵,因此,弩机的发明在我国兵器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将介绍秦汉时期弩机的演变及发展。     

战国秦汉制陶工序研究

目前学界对战国秦汉时期制陶业的研究多集中在陶窑结构及烧制技术方面,而对制陶工序的讨论较少。文章以民族志材料中陶器生产工序和制陶遗址中遗迹、遗物的功能分区为线索,复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制陶工序,并进一步讨论了当时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等问题。     

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官吏择任上,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在体制方面,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消;在体系构建上,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秦汉半两钱范的研究

对于半两钱范的著录,过去只有一些零星记载,如清同治年间的《古泉汇》和《续泉汇》、民国年间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共收集半两钱范40余件,但由于这些金石学家大多只注重于钱范上钱模的文字,对钱范所反映的铸币工艺却较少论及,而且所录钱范大多没有出土地点,这使得钱范资料的价值     

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

阴阳五行对秦汉政治史观产生了深刻影响。秦汉时期共有四种主要的政治史观 :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 ;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家尧后说 ;董仲舒所创三统说以及质文说。这四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 ,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陵寝

“陵”专指帝王的坟墓、“寝”,指帝王灵魂生活起居的处所。帝王死后,在墓地上,要仿照现实生活中的模式,建宫殿,藏神主,具衣冠,按时进奉生活用具和饮食,这就是所谓“陵寝”。一般认为,中国的陵寝创始于战国中期,成熟于秦汉时代。秦汉帝王的陵寝比先秦     

秦汉遗存

作为秦汉两代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域,陕西共发现遗存4500余处,远远超过了其他时代;其中关中地区最多,约占总数的55%;陕北和陕南分别占32%和13%.这些遗存主要包括城邑、宫殿、长城、水利、交通、仓储、作坊等遗址、各类墓葬以及石刻、文物出土点等,不仅类别丰富,一些遗存规模大、规格高,分布范围也空前扩大至全省97%的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