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1998、1999年徽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1998、1999年,徽学研究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98年国际徽学研讨会”召开之后,一些专门的徽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一些大规模的徽学研究计划相继启动,徽学研究的国内外交流也日益扩大。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徽学研究的发展。一、徽学研究机构的建立。1999年4月18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成立。这个研究中心是安徽大学为了适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推进徽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在原来隶属于安徽大学历史系的“徽学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该中心为跨系科实体性研究机构,下设徽州文献研究室、徽州社会与文化研究室、徽商研究室、黄山经济…     

北大相册 考古学家们的学生时代

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下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并开始逐步收集古代文物,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研究机构;稍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下设考古研究室;同时成立了博物馆专修科并建立了北京大学博物馆,收集古物及民族学标本;1952年,教育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协议在北京大学开设考古学专业,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的专业教育机构;     

编选陈云著作的回忆

一 1979年3月初,我从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中央进行人事和组织调整,陆续建立一些新的机构,其中包括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力群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新成立的研究室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的《党史研究》和《革命回忆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加强对党史特别是对建国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的研究和总结。并且指出,这是全党的任务,也是党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为此,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也加强...     

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研室

我的印象,在党的历史上,中央副主席(而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直接领导一个中央部门的事似乎很少。1975年至1978年,邓小平领导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恐怕是这很少的事中的一桩,而且是相当精彩的一桩。众所周知,从1975年到1978年,这是一段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历史,也是邓小平本人大起大落又大落大起的一段历史。国务院政研室从1975年成立到1979年并入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大体与这一段波澜起伏的历程相始终。那几年,我正好在这个单位工作,二十五年过去后,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     

记耀邦同志关于农村商业体制的一份调研报告

正这是1961年初夏,耀邦同志带领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调查组写的一份调研报告。报告成稿于5月5日,送中央办公厅登记后,直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的政治秘书陈伯达首先看到这份报告,他在向毛主席报送时写道:"读了胡耀邦同志带领的调查组所写的这个材料,觉得非常好,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引人深思。"毛主席看后,于5月29日写下批语:     

用画笔记录陈毅在藏的历史瞬间

35年前,我与藏族画家普巴创作了《毛主席派来亲人》这一美术作品。这幅作品再现了陈毅1956年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的一项重要活动。当时,以陈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第一所现代学校“拉萨第一小学”进行视察与慰问。     

获罪易 辩诬难──我在“文革”中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人妖颠倒的岁月,全民浩劫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岁月。 １９６６年 ５月 ５日,我被告知：你被撤职了。通知是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还明确地讲,是陈伯达点的名。这晴天霹雳,所为何来,叫我莫名其妙。因为前一天,５月４日,我还受交通部团委的邀请,做发扬五四传统的报告哩。 “文革”伊始飞横祸 “三反”帽子戴头上 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１９５９年２月,我从广东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编辑委员、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为陈伯达,副总编辑是邓力群和胡绳,邓力群兼秘书长…     

两次随中央代表团进藏

转眼之间西藏自治区成立已经40周年了,我作为参加过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和自治区成立两次重要活动的一员,有着太多的感慨。在两次成立庆典时,中央都派遣了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我有幸能参加两次庆典是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统战部民族局西藏处工作,我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代表团的。我这一辈子从事西藏工作,可以说是与西藏同呼吸共命运。在近50年中,我前后因工作去西藏不下20次,每次都亲眼目睹了西藏新的发展和变化。西藏从和平解放直到今天的巨变用“沧海桑田”来形容,我认为丝毫也不过分。我两次随中央代表团进藏,亲眼见证了西藏前进中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记忆十分深刻。值此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在这里作一番回顾,来纪念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     

陈伯达是怎样当上毛泽东秘书的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撰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当时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     

我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看法──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30周年而作

我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看法──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３０周年而作杨生茂光阴如梭,瞬间美国史研究室进入“而立”之年。回顾３０年的历程,不禁百感涌集。欣然命笔撰文,权表“野人献芹”之意。我们研究室自成立始便树立起了一个好的传统,即在为文时,重视资料的收...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 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     

我给毛主席送信

1961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派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三组分赴广东、浙江、湖南的农村进行农业调查。陈伯达被指定到广东调查。按照主席的指示,每组要找6个高水平的人做组员,陈伯达就     

黄克诚苏北反“左”二三事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组建,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941年5月,由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的中央华中局成立,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陈毅等为委员。两个月后,饶漱石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回延安,中央任命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其实,许多…     

我给毛主席当秘书

她曾经给伟人当过秘书,那时她默默无闻;现在她是一个普通公民,仍然默默无闻。属于她的,只有那些埋在心底的珍贵记忆……──编者手记 我是1970年夏天到毛主席处做机要秘书的。顾名思义,也就是为毛主席掌管文书。 说到秘书,有人往往认为这是“通天”的差事,好象可以身价倍增,令人风光。那是不了解内情而人为地罩上的神秘色彩。殊不知,这其中还有很多外人所不可知的甘苦.以至风险。大名鼎鼎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他们有的曾经风云一时,一生有名节;有的走向反面,身败名裂。 当然,历史是自己写的,劫数在人不在天。但那毕竟是一…     

就项英叶挺评价问题与黎汝清同志商榷

一、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与过如何评价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工作,如何看待项英在皖南事变中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小说《皖南事变》中,黎汝清同志不仅把项英的错误描写成为造成皖南事变的错误,而且对项英在新四军三年多的工作,也是完全否定的。他在《代后记》中说:“中央在决定中批评项袁三年来对中央指示一贯阳奉阴违,并没有冤枉他”。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不够恰当。项英从1937年冬开始筹建新四军起,到1941年3月遇害的三年多时间里,是主持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