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兼论东北三省吸引日资的对策

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日资的进入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总体格局来看,发达国家占绝对优势,我国所占的比重虽不大,但增长势头良好。明确我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研究其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对我国改善投资区位条件,提升在日本全球化生产格局中的分工地位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投资动机和区位要素两个方面来考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在此基础上,最后对地理上与日本临近的东北三省予以特别的关注,就如何吸引日资提出了几点对策。     

《日本学论坛》2004年总目录

·经济·黑龙江省同日本的经贸合作与老工业基地振兴张曙霄(1;2)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及其经验刘昌黎(1;9)日本经济萧条长期化的制度分析付丽颖秦婷婷(1;16)吉林省同日本的经贸合作与老工业基地振兴张曙霄孙莉莉吴颖(2;2)内蒙古利用日资滞后的原因与对策张曙霄李树明(3,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兼论东北三省吸引日资的对策张曙霄吴颖(4;2)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明治维新的二元效应金仁淑冯志(4,10)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新动向———关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几点议论赵放(4;19)·政治·旧金山媾和前后日本政治资源重组与结构演变郑毅(1;…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从最初就显得特别活跃,但其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的20余年里,投资数目及其投资金额都是起起伏伏,并不平稳,其原因何在？本文将通过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背景分析,尝试对此做出回答,本文还通过考察日资企业的个案,以及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问题的具体举措,来分析,展望日本对华的直接投资的未来前景。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从最初就显得特别活跃.但其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的20余年里,投资数目及其投资金额都是起起伏伏,并不平稳.其原因何在?本文将通过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背景分析,尝试对此做出回答.本文还通过考察日资企业的个案,以及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问题的具体举措,来分析、展望日本对华的直接投资的未来前景.     

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战略——对NIES、ASEAN、中国的比较

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战略——对ＮＩＥＳ、ＡＳＥＡＮ①、中国的比较金仁淑本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急剧增加的鼎盛时期。然而，迅猛膨胀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入９０年代后却渐趋下降，尤其是对欧美的投资急剧减少。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时...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日资纱厂与高阳织布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目资纱厂正式开始在华投资设厂,这是日本纺织资本巨头为把已失去竞争力的10至20支粗纱转移到中国生产而实施的一项经营战略。但是,在粗纱供应过剩引发“1923年萧条”之后,上海的日资纱厂开始转产附加价值更高的40支左右细纱,并于1927年9月一举加快了这次生产调整的步伐。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生产改良土布而繁荣一时的高阳织布业所需的40支左右原料机纱,至此主要由上海日资纱厂供应,而此前一直垄断市场的日本进口机纱则受到了抑制。后来,不断追求更高附加价值的在华日资纱厂又把更多经营资源投向兼营织布部门,1930年前后,其产品也由粗布（sheeting）转向更高级的市布（shirting）。于是,曾是高阳织布业原料细纱供应伙伴的在华日资纱厂转化成了生产改良土布竞争商品的强有力对手。     

试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及其新趋势

80年代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黄金年代,其成绩是举世瞩目的。自1984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以来,连年创纪录。1987年又突破了300亿美元,而到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竟达470.22亿美元,比上年猛增40.9％,掀起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投资高潮。此间,对华直接投资也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尤其是1989年末以后,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日本国际化的新课题──日资企业中异文化摩擦分析

日本国际化的新课题──日资企业中异文化摩擦分析日本福祉大学陈立行前言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前来投资的外国企业迅速增加。笔者因为从１９９１年开始从事联合国地区开发中心的中国企业经营的近代化和亚洲、太平洋地区产业情报支援体系等等的研究计划,...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援助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之一.从1972年9月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发展顺利,但在不同时期日本采取的对华经贸政策是不同的,是不断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7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80年代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浓;90年代采取不断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展望21世纪发展友好的中日经贸关系仍为日本对华的主导政策,但摩擦会不断增加.     

论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战前由<大日本帝国宪法>所标榜的神格天皇国体意识,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支离破碎.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日本开始了新型国家意识的构建过程.战后日本的国家意识体现出阶段性特点,即50年代表现为美国占领下的民主主义;60～70年代在战后教育的催促下,国家民族主义再兴;80年代国家整体右倾化.战后日本国家意识的主要特征由象征天皇制所具有的机能决定.     

日本最高顾问更迭与伪蒙疆政权时期的民族问题

伪蒙疆政权从成立到崩溃,共有两任日本最高顾问.第一任最高顾问是原伪满洲国间岛省省长金井章次.金井因提倡"民族协和",与主张"蒙古独立"的德王严重对立,于1941年11月辞职,任职四年有余.继金井之后任蒙疆政权最高顾问的是倍受德王青睐的原日本外务省次长大桥忠一.但大桥到任后仅半年,由于"偏袒蒙古人"也被迫去职.两任顾问的辞职原因都是围绕在多民族共居的蒙疆地区是贯彻"民族协和"还是提倡"蒙古独立"问题上与德王及张家口日本驻蒙军之间的矛盾所致.     

中日南极事业中的"蜜月合作"

《南极条约》包含了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条款。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没有能够参加利益关系重大的南极活动。80年代,因为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中日两国接近,在南极考察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协作。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我国的南极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中日度过了一段两国关系史上少有的“蜜月时期”。     

日本世界工厂的发展及其经验

上世纪50～60年代,重化学工业迅速发展初步奠定了日本世界工厂的基础.80年代中期前后,以汽车工业、电气机器工业、机械工业等加工组装型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高度发达为标志,日本继英国、美国和德国之后,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日本世界工厂发展的过程中,产业政策、贸易立国战略、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大批量生产与专业化分工、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在思想深处仍属于中国传统治边政策的范畴。完成省县一体化一直是国民党施政内蒙古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对给予内蒙古较高度的自治权始终缺乏理论准备,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     

巴布扎布匪帮问题之解决

剿灭巴布扎布匪帮是《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内外蒙古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本论述了1915-1916年中国政府军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的经过,论述了中国政府、俄国政府、外蒙古官府就此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交涉。     

日蒙环境政策对话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日本抓住地球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日蒙环境对话与合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被重新认识,成为日本对中亚和蒙古实施环境外交的重要一环。日蒙环境政策对话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是日本通过推进环境合作和交流,进而强化日蒙关系,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

2009年4～11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赤峰市红山区二道井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城墙、环壕、院落、房屋、道路、窖穴、灰坑、墓葬等遗迹305处,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遗物1千余件。该遗址的发掘,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考古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蒙古学与内蒙古方志

蒙古学与内蒙古方志关系密切。虽然内蒙古方志包含蒙古学部分内容,蒙古学包括内蒙古方志一些内容,但二者有区别。蒙古学的地域范围比内蒙古方志广泛。在内蒙古首轮修志工作中,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不到位。在利用蒙古学资料方面存在着资料不翔实、不全面、没有时代特色、没有地域特点等问题。本文结合内蒙古首轮修志工作实践,在阐述蒙古学与内蒙古方志关系的基础上,探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如何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     

日本的FTA战略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第3次FTA浪潮的掀起,日本的通商政策开始出现转变。从以多边体系为中心的通商政策,逐步转向双边、区域、多边共同推进的多层次的通商政策。日本在本地区推行以本国为中心的FTA战略,战略设计上置中国于优先顺序之外,协定内容中将农产品最大限度的采取例外处理,政策制定上又受到传统的战略盟国美国的牵制。在今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中日FTA问题上,日本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仍将是主要障碍。而且,中日两国争相与东盟缔结FTA的结果使东盟的中心地位更加明显,长期维持这种结构会导致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