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离开我已整整8年了,但我不曾有一天忘记过她。想念母亲成了我情感世界的不了情。 母亲去世时年仅59岁．她的生命短暂而平凡。她辛勤劳碌一生,就像一支蜡烛．不停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的婚礼,1976

<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1976年我个人婚礼的民间记录,留下了特殊年代真实而丰富的历史信息。1976年,我26岁,是四川省医院进修的小医生。那年我已"扯发票"(结婚证),正为如何"点大腊"(婚礼)焦头烂额。"文革"运动已搞了9年多,天府之国的四川缺吃少穿,还要凭票证供应。而我的工资,仅37元挂零。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正你想知道一代"损友"是怎样练成的吗?请听我慢慢向你道来。自从和小吕深交后,我越发觉得我俩已无法从"思维怪圈"中抽离。例如:某日,小吕在看完一整部穿越大片后,颤抖地对我说:"亲,我已无力吐槽,这,这足以毁掉我半个世界观。"我答:"要不,我俩也给编个穿越的呗。"小吕:"主意不错。"于是有了如下剧情:"孙悟空在大战红孩儿时,不幸遭同队八戒暗算,坠入谷底,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身在21世纪的北京,动力陡增。很快,他用从铁扇     

我的天使

窗外,景色依旧,人事已全非。挥手,那曾经的学府;眺望,那遥远的学府。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独自回忆……一年前,同样有白云,同样有落叶,风同样带走夏天的温度。她插进了我们班,她叫贝儿,这是老师告诉我们的。我正和石头聊网络游戏,举手舞脚,对老师和贝儿不屑一顾。石头是我同桌,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莫名其妙,贝儿坐在我的前面。我与石头对视了几秒钟,笑了,还是莫名其妙。贝儿穿了一身新的校服,蓝得清纯,就像有白云点缀的天空,晴朗,亲切。油亮的碎发,衬着窗外静谧的阳光,反射出刺眼的光。我用眼睛挑开她的头发,寻找反光的小镜子。是两只时尚的耳…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想知道一代“损友”是怎样练成的吗？请听我慢慢向你道来。 自从和小吕深交后,我越发觉得我俩已无法从“思维怪圈”中抽离。例如：某日,小吕在看完一整部穿越大片后,颤抖地对我说：“亲,我已无力吐槽,这,这足以毁掉我半个世界观。”     

我与安徽拖拉机厂

1969年12月20日,我背着背包,走下公共汽车,徒步来到安徽省农业机械一厂（即安徽拖拉机厂）。一路上,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刚被“解放”的领导干部,有机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心中充满了喜悦。这说明我已得到群众的谅解,重新获得了党的信任,内心的兴奋和激动是难以言表的。如今,我虽已“解放”,但三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仍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时时袭上我的心头。想起这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心沉重了,脚步也放缓了。“文革”中的种种不幸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抗美援朝经历

正从1952年8月初我奉命入朝作战至1953年7月底朝鲜战争结束,正好一年。一年间,我以基层连队普通一兵的视角,记录下了这期间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这些事令我终生难忘。如今我已步入84岁高龄,再来回顾这些往事,企盼能描述伟大年代中的冰山一角,与读者分享、互勉。北上集结待命入朝1952年7月中旬,我们连队的伙食有了极大的改善,几乎每天都有猪肉吃,过了一段时间,上级要我们把连里的一切     

1977:我的高考

正今年是恢复高考的第40个年头。40年前,我与全国570万考生一起,参加了那次改变无数人生命轨迹的考试。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正式公布恢复高考。那时,我正在大别山区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上当小学代课教师。当我获知消息后,已如止水的心中犹如扔进了一块石子。考还是不考,我犹豫再三……     

我的出国留学记

<正>1978年7月，我离开生活了9年4个月的黑龙江农村返回上海。那时，我已满30。到了上海，父母立即考虑帮我办出国留学。我的小孃孃，也就是父亲的小妹妹在日本，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即便是“文革”期间也未中断。1976年，我表妹从日本到上海短期留学进修中医，就住在我家。这回，父母想通过小孃孃他们帮我在日本申请上大学。     

我心中的沙面

1947年,我曾在广州沙面生活了5个月,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岁月流去,然而沙面满目拾翠、浪花拍堤的情景却依然清晰,不会远去。1947年2月的一天,上海地下党领导"文委"工作的唐守愚同志突然来到我就职的联华广告图书公司(宁波路470弄4号),紧急通知我:据情报,我已被列入反动派的黑名单之中,随时可能被捕,必须迅速离开上海。     

我为小平当翻译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 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 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 了敬爱的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 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 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 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 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我虽 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 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 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 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 荣幸。     

我参加接管武汉电信局前后

抗战时,我在重庆电信局当技术员,抗战胜利后我奉令参加了接管武汉电信局的工作。如今我已90多岁了,可总也忘不了参加接管     

我的水利生涯

从上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学水利算起,我已干了50多年与水利分不开的工作,与大家一道做了一点事,不值得提。唯感到我国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可湮没无闻,故有此篇回忆。     

我的老师林同济

林同济先生1980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访学时谢世,距今已近25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老师之一。他激起了我一生对精美英语散文的热爱,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虽然我没有他的照片,在我们1965年毕业的照片中,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似乎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了。     

我的萨克斯之旅

我在铁路文工团工作了大半生，五六十年代到祖国铁路沿线演出慰问铁路职工。可以说，新中国的铁轨铺设到哪儿，我们的足迹就到达过哪儿。因此，我可以算个“老旅游”了。尤其是近几年，我虽已年近六十了，跑的地方倒更多了。“旅游”这个时髦的词也常挂在嘴边。 一些年轻的演员跟我开玩笑说：“范老、您是抱着金萨克斯游遍中国啊！”游遍中国可不敢说，游历了不少名山大川倒是实情。在深圳，我喜欢在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上散步，耳边流淌的是现代流行音乐；在西北高原，我喜欢迎着大风前行，旋律就换成粗犷的“西北风”了。所以，我总结出一条…     

我看到的台北

2005年正月初一至十九(2月9～27日),我到台北探望年已93岁与92岁的父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夫妻双双把家还”,第一次和父母哥姐弟妹一起过年。尽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出于职业的习惯,我张大眼睛看台北的城市建设和交通,看台北的环境保护,写下我视觉所及的台北。     

我与周总理的交往

我是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认识周恩来总理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1937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在与南京方面谈判时,途经西安。当时,我父亲杨虎城已被免去行政与军事上的职务,蒋介石正逼迫其出国之际,我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周恩来副主席一到西安便来看望我父亲。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副主席留有胡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胡子”。那天我从外边回来,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很想看看共产党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就急忙向客厅走去,想从门口窥视。     

我和子恺

我与丰子恺先生的相识是通过什么机缘?是因为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上还是翻译家戈宝权的介绍?我都已不能记清。记得的只是在1938年的汉口。我们在汉口的交往却是短暂的,从春经夏,不过两个月。较长的时间是在桂林,大约跨过了一度春秋。 他比我长15岁,是我的前辈,我的师长。可     

我的“野草”父亲

正眨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三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在我梦里萦绕。打小儿我主要由爷爷奶奶带大,与父亲聚少离多,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影子,促使我把这些碎片儿记忆,一针一线缝补起来,权当对父亲英灵的告慰吧!     

钱穆: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

正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书,当时钱穆已86岁。他在信中说:“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