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德国认同。德国犹太人的这种国家认同既有重要的历史基础,也是现实的需要和客观环境压力的结果。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犹太教、犹太文化限定于宗教和文化的而非民族的层面,从而减少其与"德国国家认同"的冲突;二是强调犹太人与德国主流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紧密关系。犹太人的德国认同对其族群产生了重要影响:犹太族群中发展出了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犹太复国主义;低估反犹主义的危害,以致对大规模地迫害、屠杀犹太人缺乏预见性等。     

犹太人世界对德国的战争索赔政策

犹太人世界对德国的战争索赔既是德国战后处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由于以色列迟至1948年才建国,因此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组织在国际法上并不具备要求战争赔偿的法律基础,但大屠杀赋予了犹太人世界获得战争赔偿的道义权利。本文通过全面考察犹太人世界对德国的战争索赔政策,揭示了犹太人世界对德国的战争索赔与大国间政治的关系。     

大屠杀研究的历史巨作——《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评介

<正>随着90年代以来犹太研究在中国持续深入地开展,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开始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不断出现,相关研讨会也举行过多次。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看不到一部全面、细致地介绍大屠杀的历史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2011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学者索尔·弗里德兰德尔近60万字的宏篇巨制《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以下简称     

贿赂与掠夺——读格茨·阿利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掠夺、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了近70年,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传统以及希特勒个人因素等诸多方面探讨了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但有些问题至今仍然研究不足,比如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何以在一个文明国家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可?这种群体暴力到底依靠什么样的心理基础与经济条件作为支撑?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G?tz Aly)推出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①一书,运用翔实的统计学数据研究了纳粹主义、种族战争与经济意图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纳粹把从犹太人、富人及占领区掠夺来的财富不仅用于维持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用于着力提高德国公民的经济待遇,以此换取了德国民众对大屠杀的默认与合作.     

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1996年的“戈德哈根之争”

1996年,美国学者戈德哈根出版《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一书,结果在德国引起了一场有关大屠杀的历史争议。这场"戈德哈根之争"历时一年之久,前后经历四个阶段,体现出来势凶猛、迂回往复、公开透明、左右合流与反思同步的特点。这场历史争议是一系列冲突的集合,拥有复杂多面的特性,但其核心指向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困境。无法摆脱的纳粹阴影始终撩拨着每个德国人的敏感神经,他们试图在国家统一后寻求塑造历史神话的新契机,却不料再次被迫面对"沉重的过去"。但在身份认同问题上非此即彼的逻辑假设却造成这场争议几乎陷入无解的吊诡之中。这场"戈德哈根之争"没有胜利者,但为各民族面对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问题,留下了足以参鉴的先例。     

我曾是一篇童话的主人公

年轻的女教师艾恩·格鲁维尔,做了两份兼职,凑够了钱,把她的学生带去大屠杀纪念馆。电影里这一幕勾起我六月里的记忆。我在华盛顿也参观过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有感

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大屠杀在西方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近几十年来西方也出版大量关于大屠杀研究的书籍。然而,关于大屠杀的研究,或更狭义上说“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学们(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往往存在     

纳粹德国的女人也凶残

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通常被视为由男性纳粹军官们犯下的罪行,然而据研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学家温迪·罗沃教授在其新书《希特勒的复仇女神：纳粹屠场上的德国女人》中说,造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亡的＂纳粹大屠杀＂并非全是由男性纳粹党徒实施的罪行,至少50万名德国女人也见证和参与了血腥大屠杀,她们有的是女护士,有的是军官女秘书,有的是拥有好几个孩子的母亲,有的还是孕妇。     

后大屠杀时代基督教对犹太教态度的演变

纳粹大屠杀的惨剧深深震撼了基督教世界。战后初期,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即开始了初步的反思,后经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及其后一系列会议的推动,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基督教大体上完成了对传统的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反思和清理。基督教对犹太教态度的转变轨迹,主要体现在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陆续发表的诸多文件上。这些文件谴责了基督教反犹主义,解除了有关犹太人杀死耶稣的指控,恢复了犹太人作为上帝选民的神学地位;确认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历史渊源,对耶稣以及早期基督徒的犹太属性表示认可;认为历史上基督教对犹太教长期的教义诋毁,是导致纳粹大屠杀的一大根源,并对基督教会在大屠杀期间的冷漠表示歉疚。后大屠杀时代基督教的反思历程反映出其勇于自我更新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向度,也为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对话提供了借鉴。     

Google 勇敢新世界

两个天才的相遇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也许永远不会忘记1979年,那一年他刚好5岁,由于前苏联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在这片大陆上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也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移民潮的终结。     

勇敢新世界

两个天才的相遇 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也许永远不会忘记1979年,那一年他刚好5岁,由于前苏联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在这片大陆上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也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移民潮的终结。     

后大屠杀时代:纳粹屠犹的社会后果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大屠杀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美国、以色列、欧洲等地普遍兴起了对“后大屠杀时代”的研究,主要探讨源于大屠杀并影响到后大屠杀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通过对幸存者的心理磨难、对纳粹屠犹的神学反思、犹太意识的强化以及西方社会的“遗弃”对犹太人的精神打击等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屠杀事件对犹太人社会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犹太人移居哈尔滨的历史及其作用

犹太人原居住在中东地区,公元前63年被罗马人征服,遭到残酷杀戮,公元1～2世纪,幸存的犹太人开始流徙异域,散居于世界各地。约在12世纪,移居印度的一部分犹太人来到中图开封定居。19世纪末,犹太人开始进入哈尔滨。犹太人进入哈尔滨是与中东铁路的建设密不可分的。自沙皇俄国政府决定建设中东铁路起,就有许多居住在俄国南部的犹太人,随着铁路的建设来到了哈尔滨。这也是沙俄政府利用犹太人开发满洲政策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1881年俄国沙皇被暗杀,犹太人被怀疑为凶手而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幸存者约有200万人逃往美国和其它国家,留下的犹太人惶惶不安,对前途感到绝望。因此,当他们发现这里没有歧视他们的法律,也不限制他们的权     

我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我于1957年秋从家乡扬州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从那时起,至今在南京已经生活了整整40年。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总想为南京做点什么。 古都南京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成为一片血染的土地。在1937年12月开始的举世瞩目的血腥屠杀中,30万以上同胞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历史使我选择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我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系统研究,最早系由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于60年代初开始进行;197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1983年,南京市政府成立了由省、市有关方面和驻宁部队代表参加的编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班子。我奉派代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该写作     

“六日战争”对美国犹太人族群认同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大屠杀"话语的传播引发了美国犹太人对族群命运的担忧。在"六日战争"前,面对阿拉伯国家的反犹宣传及其对以色列的重重围困,美国犹太人担心"再次大屠杀"会发生,从而促使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生存产生深度忧虑。美国犹太社团逐渐把维护以色列的特殊利益和争取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同情与支持,作为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美国犹太游说组织通过舆论引导、公开呼吁、经济动员等方式积极进行游说。"六日战争"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迅速发展。美国犹太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显著提升,并自觉地将以色列与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在归属意愿、宗教情感、对以色列的文化兴趣、青年群体族群意识等层面表达对以色列的认同,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族群认同中发挥的作用凸显。     

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

一、德国人是谁我看不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前门及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占地超过两个半足球场。2700多个水泥碑,长宽如单人床,密密麻麻排列着,没有任何文字符号。参观     

俄国犹太人

犹太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优良传统的民族。然而,令人难解的是,多少世纪以来,他们的命运,在全世界二千多个民族中所遭到的折磨、蹂躪、迫害和残杀,是任何一个民族所未曾有过的。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广大的犹太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面仍过着被歧视、被排挤和被压迫的生活。历史证明,犹太人的确是一个泪流成河、血流成海的民族。关于犹太人流散到俄国的时期众说无一。有的史料记载是在公元十世纪,不过估计人数是很少的。因为,原来犹太人大部分聚居在西欧。在十字军时期,英国、法国、德国的犹太人到处遭到非法的掠夺、拷打、杀害和驱逐。而且把杀犹太人誉为是对宗教虔诚的行为。为了逃避席卷了西欧反犹浪潮的毁灭性灾难,大批的犹太人不得不移往东部     

维希政府迫害犹太人问题研究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维希政府成为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帮凶之一。首先,维希政府诬蔑犹太人,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犹太人的法令;其次,建立了完整的集中营体系以控制犹太人;第三,帮助纳粹围捕了7万多法国犹太人,其中只有2000人幸存。法国普通民众才是犹太人的保护伞。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