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商类要》看明代徽州商业教育

徽州历经长期的文化积淀,到了明清时期,不仅以"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而闻名于世,还以"十室九商"的商贾之地而闻名遐迩。随着业贾者的增加,商业知识积累更为丰厚,一批有文化素养的徽商开始用文字的形式将经商经验编纂刊刻出来,这些商业书使得徽州社会商业知识与技术得到传承,更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通过对《士商类要》的分析可以探究出明代徽州商业教育的诸多特色。     

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

徽商是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学术界对徽州商业生活习俗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从民间歌谣的视角,对徽州的商业生活习俗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审思,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白手起家积极求富的习俗心态,反映了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优良习俗,反映了徽商早婚习俗、爱情生活和徽商妇从一而终的风俗观念,还反映了徽商妇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民俗特征。并从民间音乐艺术的角度,对相关民谣进行了一些文化阐释。     

清代前期徽州盐商和扬州城市经济的发展

清代前期,徽州盐商在扬州地区的经营活动,对扬州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本文拟就徽州盐商于盐业经营之外的有关经济、社会活动以及对扬州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一初步考察分析。 (一) 清初,徽州盐商与扬州城市经济的联系,主要表现为捐赈。明清鼎革之际,扬州遭惨清兵十日屠城之祸,扬州百姓约几十万人丧生,昔日繁华的扬州城几成一片废墟,“扬州十日”惨案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经济破坏极大。随着两淮盐业生产的     

“嘉惠士林”的清代扬州盐商

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对扬州情有独钟,眷恋扬州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常来扬州冶游一番,探亲访友,赋诗作文。他在《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吊秋玉主人》诗中称：“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著名。     

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

从现有记载看,明清时代,有不少地方还存在一种具有严格人身隶属关系的古老的庄仆制。皖南徽州各县就是这种制度比较流行的地区之一。各地庄仆制度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单就同一个徽州地区而言,也有各式各样的庄仆,他们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別。就名称说,有所谓"庄仆","屋仆"、"山仆"、"地仆"、"地火"、"火佃"、"佃     

从《扬州画舫录》看两淮盐商对扬州文化发展的作用

清代扬州是两淮盐运要地,盐商麋集,经济繁荣。"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对扬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促进了扬州的文化繁荣。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从清代文献记载看江苏文士与盐商的食生活

清代,江苏人文荟萃,商贾云集,自然条件的优势,使得商业的发展并带来了饮食市场的繁荣。这时期江苏饮食文化的最明显的特点,即是文士和盐商两个特殊的群体,在各自的食生活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和美味的追求。     

从中西宗教文化对比看其价值观

宗教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正确地认识宗教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文章分析了中西方宗教在宗教精神上的主要区别,阐述了中西宗教文化差异对各自文化生活的影响,以期能使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得到良好的发挥,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实现。     

清代山西商人和酒业经营

山西酒(來夕曲)制造特别是汾酒的酿造和经营在清代更为兴盛,汾酒在国内外的名气也更大.而在华北和江淮等地投资酒(來夕曲)踩造并从事酒(來夕曲)贩运的,就是山西商人,兴盛的北京酒业也基本上是由山西商人垄断的,体现出山西商人是从事酒(來夕曲)经营活动的重要力量.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

多山少地的生存环境、俭朴的生活、商业中的诚信、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或许都起过作用,但对徽商这样一个商业群体来说,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商品和市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即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加以考察,徽商充分利用地理优势,稳定占有以长江三角洲为主的市场,经营的商品也摆脱了原籍的局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使徽商获得食盐营销的特权,并以此迅速致富.徽商的最终衰落也在于市场的丧失和商品落后.     

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做的分析

Based on 136 samples of merchants and their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hanxi merchants’ business activiti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merchants’ native places, the type and scope of their business, how they managed their stores, successful and failed examples, and the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to the merchants’ business. The Shanxi merchants in these samples include business owners, store managers, accountants, shop clerks, servants, and apprentices. Most store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shops of medium and small sizes with limited amount of capital and few employees. In contrast to the studies of commerce and merchants that often focuses on famous merchants and large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on stores of medium and small sizes. Translated by Yang Kai-chien from Zhongguo Jingjishi Yanjiu 中国经济史研究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08, (1): 3–10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

明代前期徽人,以歙、休两县为主,承继宋元商业传统,外出经商从不间断.其活动地域十分广泛.遍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主要经营盐、布、粮食、木、茶等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多能获利,有的成为一代富商,甚至数代相传而成商人家族.明代前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奠定明中叶徽商勃兴的基础.     

明清徽商家庭商业教育述略

明清时期,受徽州商业经济的影响和家庭中从商父兄的引导,徽商子弟克绍箕裘者众.因而,商业教育成为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将子弟缔造成激烈商战中应付裕如的商人,明清徽商着重从知识、素质、技能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展开全面的职业培训,以期为其很快适应市场和占有市场提供保证.本文对这一现象加以总结和研究,旨在揭示我国古代鲜为人知的经商家传,并为现代商业教育提供借鉴.     

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

清代前期上海作为南北洋航运中心,既是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化下的产物,也是清廷商品流通政策变化下的产物,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商帮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上海的海运业者,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其中势力最大者,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单个大船商,通常拥有数十号船只。上海海运业内部,船商与船户、耆舵、水手等航运业人员,船商与客商、与豆业字号,与豆行、饼行、油行、保载行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上海,船商不仅在航业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发挥出领袖百业的作用。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从谱牒史料谈徽州墨商的几个问题——以光绪戊戌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为中心

本文利用晚清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研究徽州墨商的几个问题.具体描述了徽州墨商一般的经营状况,并重点勾勒出婺源著名墨庄詹彦文的相关事迹,指出:詹彦文墨庄的商业网络遍及湖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北和河南数省,这一点无论是在族谱和徽州文书中均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