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

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以“论学殊”、“革政同”来概括,并以为所谓“论学殊”之“殊”,主要在于章、康二人经学主张不同——康有为是经今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章太炎则持守经古文学的立场。 本文以为:1.章太炎早年并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其经学主张也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具有“明显的经古文学倾向”。以经今、古文的对立来概括戊戌时期章、康“论学”的歧异是不准确的;2.戊戌时期章太炎的确对康有为所宣扬的“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持反对态度。但章氏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以经古文来反对经今文,而是出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的深沉思考。因此,章、康“论学”之殊实质上体现了二人历史、文化观念的歧异。以下,将以对章太炎早年经学主张的判别及章氏早期思想特征的分析为主,具体说明本文的观点。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试论章炳麟古文经学的革命情怀

中国经学与政治历来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抛却改良、投身革命,批判保皇、宣扬革命,以及其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等,都与古文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说来,古文经学是章炳麟走上革命道路的源头活水,是其批判改良、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是其开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文化媒体。由是,在晚清历史上,章炳麟掀起了古文经学的最后一排涌浪。这排涌浪,既饱含着章炳麟古文经学浓厚的革命意蕴、激越的革命情怀和高远的革命追求,也体现了古文经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了古文经学的现代化。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郑珍经学门径刍议

郑珍的经学,其内容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指经籍辨伪、校勘、笺释,著述主要为《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考工轮舆私笺》二卷,《凫氏图说》一卷。广义还包括小学。郑珍为“以字通经”而精研小学,小学本是他治经的附庸,却因此而在小学领域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主要反映在他的《说文遗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等著作中。此外,他的史学著作《郑学录》也是为弘扬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学术而作的,广义说来,也应列为他经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研究郑珍的经学,首先不能不辨明他的学术门径。这个问题,历来有一些歧异。最早的评论,来自他的儿于郑知同。郑珍谢世,郑知同作《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文中说他“生平为学宗旨,汇汉宋为一薮”,“不立门户,——为折衷持平”。其同乡好友萧     

清代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

梁启超、章太炎论述清代经学流派,以常州今文学派与吴派、皖派并列。章太炎宗古文,与梁启超不同,但双方也有共同点。梁启超、章太炎在1902年论修史,谈学派,互相商榷,因为都想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救国之路。即使政见不同,也会"不及择音";即使批判学术,还注意"攻击政党"。1902年以后,随着革命、改良的分野,情况就不同了。     

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

范文澜是一位具有深厚经学素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出身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受古文经学大师的陶冶,其早年著作《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均表明他是古文经学阵营中的一员。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两次系统梳理和演讲经学史,力求摆脱今古文家法之成见,在经学史研究方面带有里程碑意义。他一生以写作中国通史为鹄的,所著通史在追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色以及体现出的民族观、史料观、学风文风等方面,与他的经学素养和早年的古文经学训练,有着紧密的联系。     

刘秀与经学

刘秀本身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他即帝位之初,十分重视经学。他招揽经师,兴建大学,发展经学教育,在东汉初年即恢复了西汉的今文经学十四博士之学,同时私学也获得很大发展。他重用经师,并特设明经一科以选拔经学人才,他不但重视今文经学,同样重视古文经学,学习古文经学也可以做官,打破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对仕途的垄断。刘秀对经学的重视,影响了整个东汉一代,使东汉的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获得极大的发展,被称为经学极盛时期。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

蒙文通的学术有两个重点,一是“古史多元论”,一是“大势变迁论”,两者皆牵涉到近代从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复杂学术背景,尤与其老师廖平的独特经学观念相关。“古史多元论”这一震撼当时人心的新说,是蒙氏用历史思维处理廖平这位经学家所提出问题的结果;而“大势变迁论”强调史事发展变化之过程,及其间各分子的交互关系,故必须联系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层面来观察,体现出蒙氏日益成为一位新学术体制中的专业史家。从经学到史学这一学术转变的进程也反映出那一时代价值层面上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钱玄同与章太炎的交往

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浙江吴兴人,自小受封建文化教育,其父对他属望殷切,功课督促很严,希望他科举成名。但是,钱玄同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能成为著名的文字学家和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与章太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章门受业 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县,６岁始读“小学”（文字学）、经学和史学,２３岁入杭州沽经精舍书院,师从俞樾学习文字学和经学达７年之久,崇信古文经学。自幼受外祖父朱有虔爱国主义启蒙教育,自称 １９、２０岁时读《明季稗史》,“排满思想始盛”。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后,西方列…     

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吴承仕学术成就初探

吴承仕,字检斋,号展成,又号济安,安徽歙县人,生于1884年3月20日,卒于1939年9月21日。他与黄季刚同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三十年代曾以“南黄北吴”并称于世。黄季刚继承了章太炎的“小学”,竭尽整理提高之功,为旧的字训诂学走上现代科学的道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吴承仕超越章、黄之处,是他在晚年能够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因之,探讨、研究吴承仕的学术成就,揭示其由旧经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有意义的。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章太炎史学思想简论

章太炎是近代卓有影响的革命家、思想家,又是著名的史学家。对他的史学思想,多年来评价各异。笔者认为,他是由封建旧史学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典型代表,由于受古文经学、古典文学的影响至深,章太炎在史学形式与方法上都有明显的旧痕,但在内容上则贯穿了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其史学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特色,关于历史真实性与历史进化的观点,关于历史学体例与研究方法的主张,对后人治史都有启迪。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罗志田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演化之内在理路看,民国初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经学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而史学从边缘移往中心（详另文）。陈寅恪论民初史学转盛之原因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评郑珍的经学成就

晚清的“西南巨儒”郑珍(字子尹),深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专精《说文解字》,一生著作宏富,在经学、小学和史学方面成就颇大。这里仅就他的经学作一粗略评述。郑珍崇尚顾炎武醇博学风,承袭其“经世致用”、“博学于文”的治学精神。顾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