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的“革命”

我们评论一个文学典型,应该从作品本身提供的材料出发,而不应该从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科学,它的任务一个是“求真”,一个是“求是”,而“求真”又是“求是”的基础。历来对阿Q的评论纠缠不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忽略了“求真”的工作。尤其是在阿Q的“革命”这个问题上,很多同志硬把许多阿Q根本没有的品质塞给阿Q,造成了对阿Q这一文学典型的错误认识。我在这里只想做点“求真”的工作。关于阿Q的“革命”,鲁迅先生说过: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     

阿Q新传

“砰砰砰”土地庙的门被拍得山响,外面有人叫道:阿Q,办厂去。我去,我去,阿Q忙奔过去同去了,谁知没跑上几步,便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跟头……于是阿Q醒了。现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于是未庄掀起了办厂热,王胡和小D都开设了自己的工厂,做上了老板,腰挂BP机手捧大哥大,风光得不得了了,见了阿Q,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一想到这,阿Q就气愤:“妈妈的,不就是个工厂吗,俺老Q也去办一个!”阿Q还算是有商业头脑的人,他看见未庄的男女老少洗头时都用一种粘稠的绿色的像鸟粪一样的东西在头上涂抹,一打听,才知道这叫洗发水。阿Q于是发现了商机,赶紧注册了一家日用品公司,专门生产洗发水。阿Q将厂房建在未庄旁边的未河边。这未河原本清澈见底,鱼虾众多,谁知前几年假洋鬼子与赵太爷合伙办了一个造纸厂,废水全排到未河里。现在河里鱼虾早已绝迹,河水也已变成了深绿色。阿Q将厂址选在这里,就是为了就地取材,用这一池绿水作原料。     

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我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我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我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我也不了解,只能写我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     

浅析《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手法

《阿Q正传》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一方面与鲁迅先生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目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鲁迅先生高超的艺术手法密切相关。在表现阿Q的性格特征时,作者主要抓住了他的心理特点,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栩栩如生的阿Q形象。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就里,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但不唯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     

毛泽东与冯雪峰关于《阿Q正传》的谈话

正毛泽东最早谈及鲁迅的《阿Q正传》,是在中央苏区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阿Q的评价,既有着与鲁迅相似的共性,也有同鲁迅看法不尽相同的地方。毛泽东这样评价道:"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了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     

谁在革命——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就里,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但不唯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三进山城：我的大串联

1966年8月,上海的街头出现了北京来的红卫兵。他们穿军装、戴袖章、扎武装带,一副救世主的模样。这以前,上海的红卫兵好像没这般装束,自然也没这等威风。在复旦大学,我看见一圈圈的人把他们围在操场上,猛烈地为他们的演讲鼓掌;在我就读的中学,我看见他们演示了教训＂牛鬼蛇神＂的武斗……不久,学校也有了选派红卫兵去北京串联的名额,我们这些非红卫兵只得乖乖地靠到一边去。     

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

临阵点兵,要我们立即为接待大串连红卫兵做准备1966年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表示鼓励和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起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批接见了天津来京的红卫兵,更激发了全国各地红卫兵争相来京学习、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显然周总理早已对这一形势有所估计,他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徐明（女）,8月19日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点名要我立即为接待各地来京大串连的师生作好准备工作。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旧市委”被咂烂,组建“新市委”时,由国防口调到北京市来…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亲历记

一、意外地加入了红卫兵 16岁那年（1966年），我想加入红卫兵，那年我读初三。我的一位堂叔当时是村团支部书记，劝我争取加入共青团组织，我说：“共青团那算个甚，快涣散了。如今要紧的是‘入红’，‘入红’能见到毛主席。”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批判精神初探

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是鲁迅《呐喊》的主要批判精神所在,正如《呐喊自序》中所言:旧中国是无比黑暗的,"假如一个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感到就死的悲哀。"《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成功的塑造了狂人和阿Q的艺术形象,通过艺术形象广泛的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的黑暗,旧中国只能是令人窒息的"铁屋子",必须起来加以批判、加以捣毁。     

精神胜利法集大成者——阿Q形象之探析

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象征,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不仅单纯地出于作家个人主观的创造,还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深刻的文化背景分不开。阿Q是一个新的农民形象,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具体生动地展示封建末期中国农民的精神生活,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精神胜利法集大成者——阿Q形象之探析

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象征,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不仅单纯地出于作家个人主观的创造,还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深刻的文化背景分不开。阿Q是一个新的农民形象,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具体生动地展示封建末期中国农民的精神生活,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阿Q正传》维译本中文化空缺的翻译

《阿Q正传》这部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负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由于文化的差异,在进行作品翻译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空缺现象。本文拟从文化空缺的角度,对《阿Q正传》维译本中文化空缺的翻译进行分析,发现翻译中存在的不足,以求通过理论指导实践,更好地为翻译工作服务。     

读者来信摘登

读贵刊今年第5期《"破四旧"的表与里》,深有感受。我父亲学校(上海电力专科学校)的红卫兵抄了我家三次。撬地板,破墙壁,说是要找发报机。甚至把隔壁人家花园中一口井的水抽干。当然一无所获。后来,红卫兵告诉我父亲,他们来抄家时,学校保卫科人员和我父亲科里(电力科)的支部书记就躲在我家对面的弄堂里。可见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1100万。这项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具体工作由北京军区郑维山、傅崇碧和北京市委吴德、马力、牛连璧等同志负责,并成立了群众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我当时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了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我随父亲去“串联”

那是1966年的冬天,"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将近半年。我1965年升入高中,一年以后便"停课闹革命"。我因家庭出身不甚过硬,父亲王子淦曾在上海八仙桥为养家糊口摆过几天鞋样摊,核算资产为五角七分,被政府定性为"小业主"成分,便没有资格成为红卫兵,只能参加一个伪红卫兵组织——红旗兵,整天在学校瞎逛凑热闹,同二流子无异。     

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敬隐渔是译介鲁迅作品第一人

大约在十多年前,看过戈宝权先生写的《鲁迅和外国作家的友谊》一文。据戈氏掌握的有关资料,最早译介鲁迅作品到国外的,一说是翻译家曹靖华的俄译,一说是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瓦西里耶夫(汉名王希礼)。1925年,当时王希礼在河南开封国民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当翻译员,他开始用俄文翻译《阿Q正传》。鲁迅曾应他的请求,写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我一直以为王希礼是译介鲁迅作品第一人。不久前,友人来访,谈到20年代浅草社的发起人之一、新文学早期小说健将林如稷在1976年初,在他生命濒于垂危时,对他儿子林文询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