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时期的家臣职官系统及其职司

家臣在周代主要指管理卿大夫家政的私家臣属.西周时私家"官事相兼",家臣设置相当原始,迥异于天子、诸侯"官各有人"的职官制度.随着春秋时王权与君权式微、卿权强盛而"政在家门".卿大夫之.家"呈现出一级国家政权面貌,家臣职官及职司呈现出制度化、完备化和系统化的趋势.一般来说,春秋时家臣有两套职官系统,即家朝上的家宰和邑朝上的邑宰等职官系统.随着西周春秋时期权力结构中卿权向君权的转变,家臣职官制度又成为战国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之一.     

周代家臣制述论

一、家臣的设置及其职责家臣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其文曰：“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在西周春秋时期主要指卿大夫家,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在地方上的政权机构。臣,是君主时代的官吏。家臣特指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家内管理家族和采邑内部事务的官吏。（一）西周时期家臣的设置及其职责武王克商以后,周王朝面对新征服的广大领土,只能采取分封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分封制的重要内容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其实,并非仅诸侯分封卿大夫,周王也分封卿大夫。西周初期,周王室在王畿外…     

试论《左传》“纳王侯”现象及其史实——兼论殷周古文字中的“入”“内”

《春秋》经传记载了"纳王""纳侯"共计五十一次,这一史实透漏出春秋既是一个循规守典的尚礼时代,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非礼时代。在纳王、纳诸侯的史实中,传统的礼制不断地被更新和扬弃,王侯宗族与卿大夫世族对传统的宗法礼制既固守,又僭越,反映了春秋时代具有变与不变的双重因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却是源自于春秋时期经济的发展与时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但"礼"仍然是这一时代政治规范的核心要素。     

东周时代齐国的“都”

春秋时代的“都”通常指卿大夫的采邑，包含城与附属于城的“鄙”，一般拥有私属武装。春秋齐“都”大致即是此种形态。战国时代齐国“都”的行政长官称为“都大夫”或“公”，莒地“都大夫”后裔作器时称“莒公孙”，与楚国的县公类似，其家族亦在莒地的权力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献所载“五都之兵”又写作“五家之兵”，“都”之官长可称作“邦君”。战国齐“都”延续了春秋时代“都”的某些特点，具有一定的采邑属性。“都”是齐国地方设置的最高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区域政治中心，其所辖之“县”与后世的“县”不同，应是县鄙之意。     

春秋时代的私徒属

私徒属是春秋时期随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群体 ,主要指卿大夫属下团聚着的依附人口 ,包括家臣、私卒、养士及贫民依附者。私徒属是卿大夫的私有领民 ,不受国君直接控制 ,在政治上依附于其贵族主人 ,通过为贵族主人服务而活跃于春秋时的政治舞台 ,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战国时期 ,随着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官僚政治的确立 ,私徒属这一社会群体渐趋消亡。     

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兼论两周时期霸国的地望

本文主要通过字形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认为西周铜器铭文中作族氏称谓的"霸"与"格"所指实一,之前所谓的"霸国"或"霸族"与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所指亦同,即为文献所载的春秋时期的潞国之前身,系殷商时期西落鬼戎的支系,其地望西周及春秋早期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春秋早期以后约在今晋东南的以潞城为中心的黎城、长治一带。     

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

现存史料中看到的十六国,是经过历史书写的层层润饰和过滤之后的"史相"。崔鸿以著有国史为选择标准编纂《十六国春秋》,注定入选的都是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而十六国的国史撰述本身,已经通过种种手法塑造其君主和政权的华夏正统形象,比如它们将君主塑造成华夏文化素养深厚,且生而具有华夏圣王的种种神异和奇表的人物;又通过"模式化叙述",巧妙地将十六国历史与汉魏历史融合为一。这些史书呈现出的十六国的"史相",既是与史实有别的假象,也折射出十六国政权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来实现自我华夏化的真实努力。     

“春秋”“战国”名称的来历

正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襄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爱”的子产

正孔子认为,上古时期,天下为公,民风淳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及至春秋之世,天下为家,世风日下,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记·礼运》)。然而郑国子产却与众人不同,仍能保有上古时期的仁爱之心,知礼爱人,宽惠待民,所以孔子称他为"古之遗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并把他作为自己"严事"的楷模。子产(?—公元前522年),姬姓,国氏,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公室贵族,郑穆公之孙,司马子国之子,郑简公、郑定公时期     

齐国置“五都”说刍议

先秦典籍中的"都"既可以指一国国都,也可以指卿大夫采邑,还可以泛指一切规模较大的城邑。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并非一级地方政区的名称,而是当时人称呼齐县的一种习惯用语。所谓齐国的"五都",只不过是战略地位较为突出的五个县而已。战国时期的齐国并不存在"都"这一地方行政组织。     

试论春秋时期的人质

试论春秋时期的人质孙瑞人质是以人身做保证向对方做出承诺的一种抵押方式。交换人质是春秋时代的一大政治特点。春秋时期,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社会呼唤一种新的方式,来调节各种复杂的矛盾,于是人质这种...     

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

苏维埃革命时期干部队伍中的"土客矛盾"往往是引发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的一个重要诱因。到抗战时期,尽管中共各根据地依然面对类似问题,却只是局部偶有波澜,而总体未兴风浪。太行根据地即属此例。由于地方党外来性格及统战大环境影响,太行干部来源异常丰富,再加上山西省内存在牺盟会这样的特殊统战形式,造成了干部队伍内存在离散却普遍的"土客矛盾"。随着党力增强,地方党的局部整合使得小范围矛盾渐趋缓和。因晋中特委强势融合牺盟会组织、加强对政权控制力度,引发代表"外来党"的晋中特委与代表本土力量的牺盟会的武装冲突。不过,经八路军、北方局调处,冀豫晋省委以高调批判、低调处理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此事件,并将"融合"趋势继续推进。     

汉简所见“私市”研究

以往学界在讨论边疆经济问题时,多就屯田、经济开发、商业贸易等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并将私市归纳到普通商业行为当中。结合出土汉简文献,以中央政府与地方的互动为中心,去探讨私市这一特殊的经济形式所反映的中央与边疆的互动关系:二者的互动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在边疆向心力的培养过程中,西汉政府处在"二律背反"的矛盾境地之中。     

试论中山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始建于春秋末年的中山国是古代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建立的诸侯国。在立国的200余年中,中山国在中原强国的夹缝中生存,几起几落,以"地方五百里"的"千乘之国",却在各诸侯国的纵横纷争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影响到各大国间的实力平衡关系。本文探讨了中山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晋、魏、赵、燕、齐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阐释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不屈不挠的顽强生存之路。     

山东日照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樊国铭文青铜器

今日照市春秋时属莒国领域。2008年3月日照市东港区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樊国铭文青铜器,这是继山东发现黄国太子伯克盆、陈国大丧史仲高钟铜器后的又一次新发现,为研究春秋时期莒国与樊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董仲舒与“春秋决狱”

相较而言,董仲舒一直是法史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其为"春秋决狱"的开创者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本文认为,董仲舒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他只是汉代"春秋决狱"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是汉代"春秋决狱"的重要实践者之一,是汉代"春秋决狱"的大力推动者之一。不仅如此,从与政权的紧密程度看,他对"春秋决狱"的直接影响甚至比不上公孙弘。     

从《春秋》论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大一统"思想,主要蕴藏在《春秋》这部史书中。"大一统"思想为秦以来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春秋》来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     

从“大义”到“事利”——春秋诸侯邦交准则的嬗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争霸、会盟和朝聘三种主要邦交方式,"义"成为诸侯邦交的基本尺度,并具有信义、道义和礼义等不同方面的价值表现,使春秋这个处于分裂中的社会具备了一种共识性准则。不过,诸侯邦交总是以国家之利为永恒目的",义"又必须接受国家利益的考量,这就导致春秋邦交准则的不断变迁,从最初的"大义"为核心演变为后期的"事利而已",从注重综合利益演变为注重经济利益。诸侯之间邦交准则的沦丧终使春秋滑向了战国。     

“三不朽”是什么

正"三不朽"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道命题。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魏晋南北朝卿大夫“夫人”和“继室”的嫡庶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卿大夫的夫人是嫡妻,卿大夫的继室,一般是夫人的继任者,也是嫡妻。在礼法观念中,同时以二妻为嫡是存在争议的,继室为嫡也为礼法所不允。诸侯王立王妃和皇帝立皇后,都应立其为卿大夫时先娶的夫人,而且夫人的出身不应过于卑微,否则就是废嫡立庶,会遭致清议的贬抑。但南朝和北朝都没有法律规定卿大夫自娶的二妻孰嫡孰庶,也没有法律规定继室为庶,这种情况在北朝造成了二妻及其子女、先夫人与继室及其子女之间的多方面纷争。卿大夫的二妻为嫡、先夫人与继室都为嫡的现实,使诸妻在丈夫家内享有同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