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代地震与救济

金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地震多发的时期,频发的地震与次生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受科技水平的限制,金朝君臣对地震的认识大多是"灾异谴责"。地震后,金朝政府采取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和伤亡赈济等赈济措施,以此来保障民生,维护统治。     

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

本文利用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对清代宜兴、荆溪地区的宗族赈济设施──义仓的发展概况作了一个案例分析,并着重探究了在义仓管理运营乃至社区赈济中所表达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指出在清代江南社会中,宗族组织往往通过发挥其的功能性职责而不是固守系谱观念,以便在社区整合中真正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     

清代中央政府赈济台湾的政策与实践研究——以《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清代卷》为中心

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的赈济,是在中央统一的赈济制度框架下,由中央政府主导统管、地方官吏组织实施,遵循清朝律例规定的赈济程序,采取与内地相仿的赈济措施,以国库存银、饷银、关税、地方存留等官银为主要经费来源,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既一体赈济、又加意抚恤的赈济政策,说明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有效管辖与治理,彰显了台湾与大陆密不可分的法缘相循关系,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了清代台湾与大陆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的历史事实。     

1933年叠溪7.5级地震灾害历史研究

1933年叠溪发生7.5级大地震是的川西北地区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地震之一,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震区的实际状况,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济赈济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救援了灾区,保障了震灾区人民正常的生活生产,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救援方法同时医疗条件的落后、物资匮乏也影响救灾工作的开展。     

试论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赈济灾民政策的具体实施——以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桃源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

清代乾隆时期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灾后赈济事宜,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赈济政策。乾隆一再强调灾害救济要恪守"宁宽勿刻"、"宁滥无遗"的原则。赈济政策的落实是关键。在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和桃源三州县的水灾赈济中,灾民们从中央赈济政策和"成例"的落实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及时救济,但赈济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一些地方官员没有能够"因时就事"确定赈灾事宜,或没有认真履行职责,使赈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落到实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荒应对研究——以粮食救济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害频发,各地纷纷出现粮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福建省委、省政府将粮食救济作为中心工作,贯穿政府赈济、生产自救、社会互济全过程,克服了灾荒,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提高了防灾救灾能力,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     

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

明代是一个多灾荒的历史时期,在赈济救灾方面,明朝政府发展了前朝劝分赈灾的措施,把旌表制度运用到灾荒赈济中去,这就是义民旌表。义民旌表主要是用道德表扬的形式来奖劝、酬答富民的仗义疏财。义民旌表在充实仓廪、灾荒赈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后期“保富论”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庆龄两次筹款赈豫灾

宋庆龄两次筹款赈豫灾贾天运原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两次多方筹款赈济豫灾的动人事迹,给河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１９４２年河南大旱,旱灾几乎袭击了河南全省。大麦、小麦、油菜籽等夏季作物颗粒不收。麦季绝收,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秋季、岂料秋季依然...     

试论1904—1905年奉天兵灾中上海万国红十会的活动

日俄战争以奉天为主战场,奉天人民遭受无妄之灾,生灵涂炭。为援救奉天人民于水火之中,一个非官方的救助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应运而生。在上海万国红十会和全国绅商的共同努力之下,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赈济措施,援救难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河。     

阳原县九沟村发现的东周时期青铜器群

河北阳原、怀来、满城、顺平、唐县、行唐等太行山东麓地区以及山西浑源、原平等地近年来发现的东周时期戎狄文化遗物,既有游牧文化特点,又有中原东周时期青铜礼器配套出土,反映了春秋时期北方戎、狄文化和中原周文化融合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特别是阳原县九沟东周时期青铜器群的发现,为春秋时期北方戎、狄文化的研究又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     

后晋真定府行唐县改为永昌县的具体时间

王永德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12月出版的《行唐县志》(以下称新编《行唐县志》)第44页叙今河北省行唐县在五代的建置沿革云:五代后梁开平初(907年),又改行唐为章武县。后唐元年(923年)复名行唐县。后晋天福元年(936年)改行唐为永昌县。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复名行唐县     

嘉靖七年特别极端干旱对“嘉靖革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明朝嘉靖七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发生概率为2%的特别极端干旱事件。严重的旱灾在北方及南方九省肆虐,导致占缴纳全国赋税额度七成有余的地区遭受大面积的粮食减产。这一事件造成当年明廷不得不在大幅减免内地税粮的同时大规模提高财政支出,以用于内地赈济和边防供给,酿成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此次干旱暴露了明廷盐政败坏、宗室占田、军屯荒废等方面的弊端,边防供给体系失效。明廷不得不通过改革盐政、核查六部乃至清查勋戚庄田等一系列革新措施来筹备用于赈济和供边的粮饷,以应对危局。这促成了“嘉靖革新”的开启。     

明至民国时期青海东部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治理

青海东部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区之一,具有灾害种类多,连续性强,多具伴生性,且逐渐递增的特点。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当地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都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引发各种社会动乱,威胁到历代政权的政治统治,因此,历代政权对灾害的治理也极为重视,采取了赈济、蠲免、仓储、兴修水利等措施,取得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战争、仓廪等社会因素对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影响极为明显。     

由王葆真的一组文物资料所见俄国灾荒赈济会始末

1920-1921年,俄国遭遇严重旱灾,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王葆真,理清当时复杂微妙的国内外形势,以赈济邻国灾荒为载体,积极推进中俄建交历程,率先在国内提出赈济俄国灾荒的倡议,发起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本文通过一组王葆真女儿捐献给河北省博物馆的相关文物资料,揭开了俄国灾荒赈济会从创建到开展活动的一段尘封日久的珍贵历史。     

论先秦诸子的抗灾赈济措施

先秦时期．天灾和人为的灾荒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困苦,先秦诸子为此提出以农为本的思想和储仓措施,探讨赈济策略,并提出诸多有效的措施。其中某些抗灾救荒的思想至今还有借鉴意义。     

辽道宗中后期自然灾害述论

辽道宗中晚期的自然灾害以时间长、多种灾害伴生、并存著称。如此严重灾害,不仅破坏生产力,使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且影响了社会发展,甚至与辽政权灭亡也不无关系。辽朝抗灾、赈济等一系列措施,既有成功之点,又有失败之处。其中,“两仓”制度值得借鉴,“入粟补官法”应彻底否定。在辽政权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其抗灾、赈济等措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社会效应。     

辽代中晚期部落赈济现象探析

辽代中晚期史料中有大量对部落进行赈济的记载,这些记载一方面体现了辽代国家机构职能的健全,同时也反映出辽代中晚期契丹部落普遍贫困的社会现实。从契丹国家对部落赈济的情况入手,通过对契丹部族生活、国家制度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方面的探讨,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分析。     

“丁戊奇荒”时的洪洞县

"丁戊奇荒"是晚清华北地区的特大灾荒,作为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地区,灾荒影响具体到了各个县域,本文以洪洞县为中心,分析"丁戊奇荒"期间的受灾以及中外赈济情况,力求深入了解近代洪洞地方社会。     

国民政府赈济1942年青海牛瘟档案史料

渝。行政院钧鉴,农林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赈济委员会赐鉴:本省环海牧区牛瘟势甚剧烈,详情迭经电报在案。顷据贵德县政府报告,在该县属鲁仓、日安、尖渣各族牧区发现牛瘟,死亡颇多,传染迅速,请予救治。等情。查牛瘟传染现已由环海区域而传入黄河南游牧地区,则情势更感严重。本省虽竭力救治而实力有所难及,焦灼至深。惟祈赐予有效之救治并派员速莅青视察,以安蒙藏人民之企望。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叩。府秘机。丁酉俭。印。     

道德强国之梦:民初俄灾赈济会述论(1921~1923)

俄灾赈济会是在一战后中国思想界重新肯定精神文明价值、国民外交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各"文明国家"积极赈俄,中国政府则助赈不力,赈济会呼吁国民应以"中国人"的意识担起赈灾之任。时论认为救济外国灾荒实际上是国民"善力"的体现,为国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能够塑造国民形象,使中国成为道德上的强国。而且"善力"还能够推动国民外交,昭示国民力量。赈济会募捐过程中面临官商群体捐款不积极、仅有无资财的学生积极捐款、自身公信力受质疑等困境,募捐结果远低于预期。其中,国力不强是其根本原因。赈济会期待的以国民外交促进中俄政府外交的愿望未能实现,俄方也没有归还中东路。"道德强国"最终成为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