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分裂与1960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

本文旨在讨论日本对1960年代中苏分裂带来的冷战政治转型的反应,揭示日本两派政治家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政治家认为,中苏关系将会分裂,并预感到中国将加入西方阵营对抗苏联。而"反吉田派"政治家则认为,中苏关系是稳固的,并重视日本同苏联的关系。虽然两派都影响了1960—1972年间的日本对华和对苏外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有首相都来自"保守主流派",因此,"亲华反苏"的路线在此时期的日本外交中相对更为重要。虽然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这一时期的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影响甚微,但是田中角荣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     

30年代的中苏文化交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于外交方针的需要,着手恢复和改善中苏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内反苏宣传活动,企图以开展中苏文化交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一状况为中国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介绍苏联文化,增进中苏文化交流,宣传中苏友谊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而形成了30年代中苏文化交流的高潮。     

毛泽东对苏外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述论(1949—1965)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1949至1965年,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破裂,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与苏联控制中国之心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怎样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

评论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作具体历史分析。全盘否定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或过高评价国民党政府所谓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不应套用一般原则．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关系缺乏稳定的基础,而这又主要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是亲英美集团,改善中苏关系出于被迫。国家主权问题并没有对中苏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这不是因为主权本身不重要。而是蒋介石并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蒋介石看来。中苏关系中更重要的无疑是苏联援助、苏联出兵,并且苏联不要支持中共。当这些无法满足时．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介入成为中国的盟国。中苏关系对蒋介石就失去了应有价值,关系恶化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德日对苏政略之分歧

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德日对苏政略之分歧罗志刚早在３０年代,苏联就是一个影响德日关系发展的重大国际因素。１９３６年,共同的反苏方针作为德日之间的一个连环把它们紧紧连在了一起,导致《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法西斯政治同盟的形成。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苏联因其...     

西方视野下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探析——以《中国季刊》为研究视角

中苏关系破裂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从西方视角特别是《中国季刊》所刊发的文章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大多立足于国家利益发展来看待中苏关系问题。因此,他们认为个人因素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意识形态论战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表象,核心问题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其中政治和军事因素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分析既有一定的客观性,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没有分析共同利益对中苏关系的聚合作用,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发展走向的期待等。     

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1989～1992年中苏(俄)关系简析

1989～1992年是中苏(俄)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包括三个阶段: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1989年);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1991年);建立睦邻友好原则(1992年).在这三个阶段中,"正常化"是核心,它贯穿其间,使三个阶段紧密相连.中苏关系之所以实现"正常化"主要是由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此外,灵活的政策运用在处理"三大障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中苏关系正常化,对后来的中苏(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使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考验,奠定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指此间两国围绕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所展开的矛盾的冲突。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关系必然产生一定的以至重要的影响。总的来看,两国能够从反法西战争大局考虑,着眼于最主要国家安全利益,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客观存在、无法消弭的,并影响到抗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共问题的影响。从中苏复交到中苏结盟,从中苏结盟到中苏谈判(1945年),中共问题都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两国关系,以至造成两国关系的曲折。我们反对把意识形态问题抬高到不适当的程度,但也要反对忽视甚至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这一期间中苏关系的实际。     

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

初期关系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抗战前的中苏关系微妙。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苏联旗帜鲜明地声援中国抗战。7月13日《真理报》发表文章,1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愿意援华,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苏关系。8月2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无疑是苏联对中国的重大道义支持。签约后,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实业考察团”名义赴莫斯科谈判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问题;1938年2月,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苏,请求苏联援华。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愿始终相助”。2月7日,中苏签订《军事航空协定…     

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一向对苏恭顺的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利用以收回新疆主权,避免了分离祖国的危险倾向,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另一方面由于中苏之间隔阂益深,福兮祸之所伏,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了。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     

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的现状与将来

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的真正起步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慕的发掘开始.从此之后,对于纺织品的科学测试方法基本没变,但在微量和精度上则有很大的进步,染料和纤维的测试将成为将来的重点,纺织科技史研究也将以纤维加工、染色以及织造技术作为重点展开;而在纺织品保护修复方面,难以重复的现场保护要以经验性总结为主,较易重复的加固修复应以标准化为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由科研院校与文博机构合作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人材.     

古希腊、罗马的鬼魂观念与基督教的兴起

在西方文化起源时期,深深滋养于超自然之泉的古代人相信精灵世界的实有,他们感到自己就处在其中。上帝、天使、魔鬼和死人的灵魂是凡人用眼睛可以看到、用耳朵可以听到的。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秩序,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总是遇到它的代替品。基督教兴起之时,它从文学、哲学及社会现实中汲取古希腊、罗马的幽灵观念,从中寻找可利用的方面,为基督死后幽灵现世和最终复活寻求有力的论据,从而使人们转而相信基督,皈依其教。     

科技手段与书画鉴定

在当今的器物学鉴定工作中,不少高科技的鉴定技术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文物年代的分期断代和真伪鉴别上。但在古代书画鉴定工作中,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仍停留在传统的鉴定方法上。本文就运用一些必要的科学手段来证实鉴定结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Camps and forts of units and formations of the Roman army

A previously outlined paradigm for laying out Roman camps was used to fit particular auxiliary units to certain small camps. A spreadsheet for estimating the numbers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within camps is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by reference to the putative camps of a two-legion army group, a one-legion group and two subdivisions of a legionary army group. The same paradigm with different constants applied to forts and legionary fortresses with, on average, the intervallum 1/16th of the sq. root of the area it enclosed in the fort and 1/32nd in the fortress. In the forts of both auxiliary units and legionary vexillations, each notional cohort (480 infantry or 240 cavalry) was almost certainly intended to have eight actus quadrati (a.q.) within the intervallum. This allowed the forts later to contain larger auxiliary units. Dividing a fort's acreage by 3.25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notional cohorts for which it was probably first made. The vexillation fort at Longthorpe was probably intended for half a legion and the reduced fort built for two auxiliary units. In legionary fortresses each notional cohort had 12 a.q. The paradigm applied to the Heidenheim fort suggested that an ala milliaria comprised 24 turmae of 42 men. The fortress at York was probably first built as a legionary fort.     

关于年鉴记载改革开放新内容的思考与实践——有感于2002年卷《安庆年鉴》

从《安庆年鉴》的实际出发,对年鉴如何记载改革开放的新内容做了探索和尝试,以求更好地体现时代特色,更全面系统地记载改革开放的内容信息,更好地为读服务,将年鉴质量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此,要求年鉴编辑深入调研,设立专栏,调整年鉴结构,辩证全面地记载新的信息。     

见微知著-张珩书画管窥兼论其鉴定之学简

有一张画,很小,小到不足一平尺,且笔简墨淡,空灵疏秀,不注意就会逸出视线之外的。我在那家画廊识得,它被镶进一只略显陈旧简陋的小术框里,正安静地悬挂于扶梯一侧的墙壁上,不发出一丝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