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

包世臣对鸦片之害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就论述过鸦片引起的社会问题.就他对鸦片问题的认识来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最早认识到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是引起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二是他虽然主张通过"撤关罢税"严禁鸦片,但他并不主张断绝与外国的一切往来.他也是鸦片战争前当朝野上下都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时极少数留心夷务、关注夷情的思想家.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承认"英夷"有"战舰"和"火器"的"长技",并先于魏源提出了类似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还主张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抵抗英军侵略,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对中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既不是船炮,也不是军民,而是那些愚昧无知、自毁长城的清朝统治者应对战争的失败负责.     

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

从制度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嘉道时期是清代言路制度的定型时期。文书从题本到奏折,中枢从内阁到军机处的重大转变,决定了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地位。士林由此切入批评"壅蔽"问题和言路制度,坚持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功能,君主则将言路问题归罪于士大夫的私心私利。制度与制度思想共成一体,从清代言路的制度思想来看,"前代法意"与"本朝法意"之间又存在张力,相反相成,形塑了清朝的言路制度体系。     

明清时期苏州府碑刻中的妇女形象

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思想观念开放,留下了许多女性墓志铭。从碑刻中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勾勒了明清时期吴地妇女的典型生活,这些片段之下的妇女往往也被理想化和典型化。墓志铭当中的寥寥数语承载了她们的人生历程的记录,更是明清时期经济高度发达的苏州府有关道德,伦理,教化,社会风气和社会性别角色的体现。     

“孤岛”时期上海劳资关系中的民族主义

抗战初期民族主义在上海劳资关系中的表现,一是劳资间的隔膜消除,冲突事件骤然减少;二是劳资合作局面的出现。但这种靠民族情感维系的合作关系极为脆弱,日军经济封锁、企业陷入困境,劳资间的"曲为隐忍"也难以持久。1939年上海工业畸形繁荣、物价迅猛上涨,造成"工商企业类皆获利甚丰,而劳方阶级生活大难"的局面,劳资关系再度紧张,民族情感逐渐淡化。1940—1941年持续恶化的劳资关系被汪伪政权利用,日益激进的工潮集中到上海租界,以御侮救亡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被扭曲为指向租界欧美势力的激进主义。     

关于明清时期“逋赋”与免除“逋赋”的几点思考

作为古代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田赋一直在王朝经济社会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田赋自然就有按时缴纳和不按时缴纳(拖欠)的情况。拖欠或者逃避赋税,在史籍中称为"逋赋"(也有其他称谓,下文中详谈)。"逋赋"自汉代起就已经见于史册,既有"未出赋者"1即没有完成的田赋的意思,也有"……善逋赋"2中逃避赋税的行为的意思。一地之民,违抗国家命令,与官府作对,进行"逋赋",自然是有各种原因。与此同时,政府为了一些原因进行免除"逋赋"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本文想要谈论的是对于明清时期"逋赋"、免除"逋赋"以及这两者之间关联的几点思考。     

范长江与创始时期“青记”

“青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与“长江”（范长江）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青记”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抗战的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这个组织的主旨．就是为了团结一切爱国的青年记者．要求坚持抗战。要求政治民主;共同努力,唤起民众,争取全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特殊时期的党产与国有企业“华润集团”的历史渊源

近年来,由台湾政党制度的变化引起的国民党党产问题的处理问题,引发了部分人士对共产党党产问题的兴趣,"中共党产"这一本来消失的历史术语又出现在一些媒体和论坛中,并引发了种种观点。一些不明历史真相和对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和中国政党制度知识缺乏的人对党产问题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散发一些错误言论。     

民间的“正统”:明清时期姜太公风物传说的时空结构

姜太公的传说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役神"类传说,另一种是风物传说,两种类型来自不同传统。明清时期姜太公传说发生了重要变化,"役神"传说伴随明初礼仪改革经过从"礼"到"俗"的转变,逐渐发展为"封神"传说。然而,对明代姜太公传说的历史地理统计却显示,风物传说中几乎没有"役神"情节。在普通百姓尤其是渔民的想象中,姜太公"渔夫"形象突出。免课一说依托姜太公的图像,在明代江南渔户中流传。清代,两种传说类型融合,并形成了新的传说结构和"家神"信仰。围绕文字、图像和家宅讲述的风物传说成为新的民间"正统"。     

生产与生活:“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

1958年,上海市进行城市人民公社的试验,里弄公共食堂应运而生。"大跃进"时期的里弄公共食堂旨在解放妇女劳动力,服务于工业生产。从1959年开始,为应对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上海市大量关停经营不善、浪费严重的工厂食堂,里弄公共食堂的规模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调节粮食供给的工具。由于自身的经营困境和国家政策的调整,上海里弄公共食堂在经济困难时期结束后逐渐解散。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体现了人民政府组织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积极尝试,在社会动员、资源分配和协调社群关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左”与“右”

正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再起,国共之争由会场转移到战场。在国共两极对抗尖锐化的背景下,中间势力该如何抉择与自处,成为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士不能不思索的问题。一在国共武力对峙的两极格局中,中间派人士关于自身角色的思考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人以为中间派就是中立派,对于当前的国共纷争和内战应当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既不可得罪国民党,也不可得罪共产党;有些人以为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团”与“社”

两宋时期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及具体实施,出台了许多新举措,整体建制与总体沿革趋势就凸显出变革特点,情况日趋细密和复杂。其中,"团"与"社"是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较为独特的基层建制和组织形式。     

试论“一五”时期西安工业与西安的经济

"一五"时期,西安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在此期间,西安工业的兴起,奠定了西安作为新兴工业城市的基础,带动了西安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西安工业的兴起和建设又对"一五"时期西安经济发展的方向有着引导和规范作用。     

博物馆讲述“她”故事:博物馆与女性主题展览

博物馆展览的女性文化属于社会建构的一种身份文化。因受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她"故事在"他"历史中,长期处于被叙事、被表征的从属地位。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早期受"他"文化叙事模式的影响,展示中较多充斥着男权话语。20世纪80年代,受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多元叙事方式影响,女性主题叙事逐渐进入博物馆。近年,国内博物馆在展览实践中也开始改变传统"国之重器"观的宏大叙事模式,从"小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诠释和再现女性文化,先后策划了一系列颇具变革性的女性主题展览,为消解男权表征体系中单调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文化身份,实现"她"故事的自我讲述等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文化平台。     

生存与选择:“三年困难时期”乡村民众的生产自救——以山西繁峙大沟村档案为考察中心

"三年困难时期",极大的冲击了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在国家援助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生产自救"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广大的乡村社会来说,即是以此为一个核心的应对过程。本文充分利用了现收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繁峙县大沟村成册档案资料,试图通过微观个案的解剖研究,来还原当时乡村社会的应对。     

“大跃进”时期与“五风”抗争的人们

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盛行,危害极大。时中央高层有彭德怀为民请命“鼓与呼”;省一级有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等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安危,与“五风”作斗争,行为感人至深。“五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但却也有人说:这事上面没责任,都是下边歪嘴的小和尚(指基层干部)把经给念歪了。其实,当时也有不少基层干群抵制“五风”。现就本人耳闻目睹,笔录几则如下:     

制造“正义”——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的杀狼历史与传说

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对狼的杀戮,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而且通过传说所承继的传统,制造了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生存需求的满足减少了狼的数量,精神需求的满足才是导致狼被灭绝的主因。在物种多样性正在消失的今天,因人之"正义"而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不管是历史还是传说,都值得史家总结和分析。     

溥仪与溥杰的患难兄弟情（上）——青少年时期的“皇兄”与“御弟”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对兄弟,他们本想充当时代的弄潮儿,大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被时代的大浪冲击得面目全非。他们本出生在皇室,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却不曾想有朝一日家国巨变,他们由王公贵族变为普通平民甚至阶下囚。唯一庆幸的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周围人的眼光如何,他们之间的兄弟情却一直未变。他们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     

“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域背景中的合肥史研究”研讨会综述

2013年9月15日至16日,“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域背景中的合肥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推动秦汉魏晋时期江淮地区尤其是合肥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合肥通史》的编纂提供学术支撑。会议共收到论文30篇,专家学者们围绕主题,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合肥县设立及秦汉合肥之都会地位或输会地位的形成问题;二是江淮地域历史背景中早期合肥地区历史兴衰问题;三是关于周瑜历史、思想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次规模小、讨论集中的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高层论坛。     

“一五”时期陈云对民生问题的认识与探索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1953～1957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奠基时期,也是新中国民生建设的创制时期。其时,如何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现实问题,是摆在国家建设决策者们面前必须回答、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取得民众拥护与执政基础的稳固。作为分管国家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为"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为这一     

“天朝”与“蕃国”之间：齐梁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中的嫡皇孙

南朝齐梁时期,面对政治体制困局所导致的宗王对皇位继承秩序的威胁,朝廷开始重视嫡皇孙的地位。其集中表现,便是在爵位、仪仗、车驾、朝位、个人任职资格、国官僚属任职资格等品位结构中的各类位阶上加崇嫡皇孙。与此相对应,萧齐时期还在观念中完成了对嫡皇孙的身份塑造,使嫡皇孙兼具了“天朝”与“蕃国”两种身份。一方面,“天朝”与“蕃国”之间的身份地位,同时确认了嫡皇孙的皇位继承权和宗室参政权,与品位结构层面的加崇相互配合,体现了品级、等级与观念的一致性,凸显了嫡皇孙的嫡嗣身份,提高了嫡皇孙与皇太子的地位,形成了一套用于稳定皇位继承秩序的制度、观念机制。另一方面,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上述制度、观念机制也经历了选择与调整,最终在梁后期得到完全行用。对嫡皇孙加崇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