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旨趣——记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大历史”小组会议

本文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大历史"小组会议上的学术发言为例,试图呈现"大历史"的旨趣。首先,西方兴起的"大历史"从整体多层次探讨历史,从而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为多个文明的协同共建提供了启迪,尤其是使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能为此做出贡献;其次,"大历史"主张联接自然史与人类史或称利用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参与历史建构,从而有利于历史研究实现突破;再次,"大历史"应用于教育,在韩国成为"融合教育"的主轴,且在世界多地受到年轻学子的青睐;最后,以"大历史"的视角审视现有的学科,如政治学,则有非同凡响的洞见。总之,"大历史"以整个宇宙演化为大背景构建整体的人类历史观,其理论和实践不仅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还有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西方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与“大历史”的兴起

冷战结束后,"大历史"流派兴起是西方历史学出现的新现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面对企图以神创论对抗进化论,用宗教知识体系挑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大历史"流派以物理学"大统一理论"为基础,在宇宙时空观下,以进化化、系统论为代表的生物学、宇宙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途径,解释宇宙、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起源及演化的普遍规律。"大历史"学家提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历史演进模式,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事物本身的内蕴性。"大历史"学家们还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用科学"现代创世神话"重建无神论世界观和进步历史观,是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宏大叙事的当代复兴。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后人类主义与“后人类史学”:理念与实践之张力

作为一个新兴的思潮,后人类主义来源颇为复杂。福柯所宣称的人类的终结及梅西会议上有关控制论的讨论,大致标志了两大渊源,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强调批判性,旨在反思人文主义(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后者则是在科技革新的刺激下产生的"后人类"议题,亦有"超人类主义"的思考。凯瑟琳·海勒对技术层面的后人类主义的回应,将科技发展中的控制论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联系到了一起,代表了两种后人类主义的交流。面对后人类主义的挑战,历史学家已经尝试突破人类中心论、人类特殊论的传统观念,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动物史),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从生命科学中汲取养分,推进了历史考掘的深度和考察的广度。简而言之,来源于科技革新和展望的后人类主义冲击了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促使史家从"后人类"的角度审视历史研究的前景,但近年"后人类史学"的实践亦表明,这一史学新潮在未来的发展仍将面临不少挑战。     

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

当下后人类的科技前景挑战了我们过去对于历史的理解,但同时又激发我们以新的方式去认识历史。一方面,将后人类作为一个新的时代,表明时代转变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后人类假设一种新的、优于人类的主体将在这个新的时代诞生,由此消解了现代西方历史认知中的人类主体。本文试图以人类的故事为参照从而理解后人类,并考察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作为历史中心主体的人类之命运:首先,探究古典历史哲学如何通过发明人类这一主体从而获得宏大历史叙事(亦即人类的故事)本身的完整性;第二,叙述近半个世纪的后殖民与性别研究是如何猛烈抨击这个中心主体的,而其批评针对的是人类故事的普世性;第三,分析后人类如何挑战人类的故事及后殖民与性别批评。后殖民与性别批评使史学变得碎片化,但保留了小范围内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与此不同的是,后人类并不质疑人类故事的可行性,因其要求以优于人类的主体取代人类,所以必然会唤醒作为整体的"人类"。此外,作者认为后人类代表了对现代西方历史学现状和历史叙事可能性——小历史抑或大历史,碎片的抑或普世的——的根本挑战。     

丹尼尔·斯迈尔与“深度历史”理论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丹尼尔·斯迈尔等人所倡导的"深度历史"理论,试图以神经科学的新知为基础,为书写宏大历史提供新的路径。"深度历史"理论反对割裂历史叙述的史前史观念,更反对在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划出时间鸿沟,认为历史进程中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一直存在互动关系。大脑是文化的生物性基底,同时深深受到文化的塑造作用。"深度历史"理论整合多学科知识、构建连贯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努力值得称道。但在反对进步史观的过程中,斯迈尔也抛弃了启蒙时代关于人类心智进步的重要思想遗产,使得"神经史学"的主张不免失之粗糙,无法有效贯彻到系统性的历史著述中。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事”的批判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叙事史在西方史学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克罗齐直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所谓"叙述本身就是历史"盛行于史学界。但近50年来,"叙述性"史学的弊端遭到无情的揭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理性主题与情感构境

柯林武德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其史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因应于实证主义史学传统重视原始史料与恪守价值中立原则,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体现了理性主义特点,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历史学家而非史料置于历史知识建构的中心,认为理性分析历史事件的关键是发现人类历史的目的性。不同于学界的唯理性主义指责,柯林武德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既注意到理性(目的),也没有忽略理性所依托的情感构境。尽管柯林武德做出的基本情感与非基本情感区分并未妥善解决历史认识中理性(客观)与情感(主观)的关系问题,但他围绕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论题进行的相关阐释体现了其辩证的、理性的思想特点。     

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针对史学的现状及历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立足于史学品格与历史学家使命的高度,阐释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观。他认为,史学只有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才能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用;史学家只有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达致“通识”与“圆融”的境界,才能表达对人类历史乃至宇宙生命的终极诉求;中国史学只有在研究视域、研究手段、研究团队等方面全球化、国际化,才能走向世界。     

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史研究

<正>很高兴能有机会大家坐在一起,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历史研究"这一命题,来探讨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和中国特色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正面临着两个"未曾有"。第一个未曾有是: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在经济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潮正在兴起。在世界历史上,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几次重大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同样,正在兴起的     

大历史与“超越”

人是物质,甚至作为物质演化的一部分,还可还原到宇宙"大爆炸"以来基本粒子在能流驱动下变得愈发复杂的过程。大历史学者出于对整体叙事的需要,出于历史"科学化"的要求,甚至出于对人类的关怀,为我们描述了万物从无到有、从有又趋于无的终极故事,试图从规模和基础、对整个人类前景的关注、为人类社会在宇宙演化的大背景下定位几个方面尝试超越。但在笔者看来,这只是物质主义的超越,还缺少精神维度的追求。大历史学者虽经"补救",却依然未能归纳出"人类下一阶段的道德规范",甚至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大历史作为终极超越的"现代创世神话",却难以阻止人们试图在精神方面尝试超越。笔者还以"石子"设喻,试问:"石子"有意义吗?     

宋儒论人类起源和初民社会

宋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人类起源和初民社会的思考。与前人相比,不只是史学家、理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中有更多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力求从哲理上对这个问题给予新的解说。天人间隔被打破了,历史的上限一下子向前推移了许多,甚至推到天地开辟之初。人们关于历史的观念,关于古史的观念都有了发展。在今天看来,宋人关于人类起源的认识,当然不能说是科学的,但毕竟是史学思想的发展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链环。同时,注意到宋人关于古史的认识,我们对宋代史学思想的有关的问题,会有新的估价。     

“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

"五朵金花"问题在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在唯物史观史学体系中,尤其彰显出学术与现实、史实与理论间的错综关系。"五朵金花"在"十七年"时期竞相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古史分期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在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历史特征作兼具史料与理论综合考察的重要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农民战争问题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甚大,却由于全面颠覆传统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时至今日,"五朵金花"关注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深入反思前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一路走过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就显得更有意义。     

“中世纪”的建构与解构——兼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中世纪"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在17世纪后期正式确立,是古代、中世纪、现代历史三分法的重要环节。在现代语境中,"中世纪"的含义不断变化,由最初的欧洲的局部历史现象变成欧洲的一般历史时代,进而等同于封建社会,最后成为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但是,"中世纪"等概念在历史学的实践中也存在很大弊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批判乃至解构,并尝试新的历史分期法。中国史学界也逐渐校正了机械化的苏联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大改变。但这些变化也带来一些问题,对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形成了冲击和挑战。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人类世”话语阐释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40年发展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努力寻求历史理论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特点之一便是回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人类世”是标识1800年以来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话语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并据此认识现在和未来。在回归过去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了“人类世”话语。他们的阐释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塑造史学新形态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分析“人类世”话语在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上述因应过程,并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对中国历史理论界正在推进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历史与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6年4月18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历史与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围绕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全球化与历史研究、国内外的全球史研究状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西方史学思想史》

正于沛主编、王加丰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版。该著作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资助的图书,也是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图书。全书通过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学思潮和流派,清晰、简明、系统地描绘出西方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图景。在书中,"古代史学"讨论了古代希腊史学和罗马史学、拜占庭史学和西欧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主要从14世纪开始介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工业是人类开创文化缔造文明的根本性力量

<正>从考古学上观察,对人类发展而言的根本性力量是工业还是农业?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在现代产业分类中,把农业、工业、服务业分别界定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但如果从人类文化发展进程而言,"第一级产业"或"第一次产业"是工业而不是农业。什么叫"工业",经典的解释是"用自然物资制造物品的各项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最初诞生的历史及文化活动恰恰是从"工业"开始的。300万年前左右,当人类     

历史意识与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

史学与家谱关系密切,历史意识和历史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深远影响。"以稽先世,以贻将来"的历史传承思想是明清徽州家谱发展的动力。"大有关于家教者"的历史借鉴思想是明清徽州家谱努力的方向。史学编撰理论对明清徽州家谱编写有明显的影响,其中正史的史表影响了家谱体例,信史原则对明清徽州家谱编修者的态度有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