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甲午战争后日本蔑华观的形成——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中心

近代的日本由于“脱亚入欧”,成为在“西力东渐”威压之下亚洲国家不断失去自我时代的唯一例外,因而学习西方,实现文明开化的合理性,为同属亚洲的诸国家所认同。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观也开始骤变,从“脱亚论”在甲午战争中的典型运用,以及其后蔑华观演变为日本普通民众的群体意识、以及日本对华知行变化的相承关系可以看出,“脱亚论”与...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舆论对中日两国和战争的认识

甲午战争,无疑是日本试图获取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并进而向中国本土扩张的一次具有侵略性质的战争。但在当时的日本,朝野、尤其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体的社会舆论,却普遍认为这是走上文明开化之路的日本与顽固守旧、拒绝现代文明的中国之间的一场有关“文明”的冲突。这一认识的思想资源何在？其内在本质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对福泽谕吉、内村鉴...     

“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外扩张与东亚格局之变动——以华盛顿体系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并企图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巩固在华"特殊权益"。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未能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远东的竞争加剧。1921年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从而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实现对外扩张的梦想。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告别华盛顿体系,开始实施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略论“火烧船厂”研究中报刊史料的使用——以《申报》、《盛京时报》为中心

"火烧船厂"是关东三大传说("狗咬奉天、风刮卜奎、火烧船厂")之一,指吉林市曾迭遭火灾,这是在吉林市城市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由于传统史料的局限,方志、档案的数量过少和口碑材料可信度低,导致这一研究很难深入。本文通过对《申报》和《盛京时报》中对吉林市光绪十六年和宣统三年大火史料的梳理,清晰还原了这两次大火的整个过程,为吉林市城市史研究拓宽了史料运用的深度和广度,并对报刊资料在城市发展史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日本幕末期的“外夷”应对策略——以横井小楠为中心

以1853年的黑船事件为发端,日本进入了思想转换的幕末维新期。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界以回应"西力东渐"的挑战为己任,在"锁国攘夷"与"开国攘夷"、"尊王攘夷"与"倒幕攘夷"的思想纠缠中,寻找适合日本的发展之路。其中,幕末思想家横井小楠的"开国论"与"攘夷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薛俊的日本观——以第一部日本研究的专著《日本考略》为中心

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薛俊的日本观则是明代日本观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本文以《日本考略》为中心,主要从日本人、寄语、朝贡等方面深入分析薛俊的日本观。他对日本的认识,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代表着浙江人日本观的较高水平。     

论清人对台湾地位认知之变迁(1661-1875)——以官方为中心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清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晚清之前,清人思考台湾问题的出发点在于"靖边患",这不仅反映在康熙用兵台湾的战和决策中,而且反映在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上。但康熙用兵台湾的客观结果却是清朝收复了台湾、实现了统一,这一意义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日见彰显。晚清以降,随着外患的进逼,清人对台湾地位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在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下,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的认知成为时人的共识。与之相应,清政府的治台之策也由此前的"番界"政策转变为"开山抚番"。     

甲午战后的《镜海丛报》

澳门《镜海丛报》创刊于1893年7月18日(光绪十九年癸巳六月初六日),终刊于1895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初十日),周刊,共出版125号。另有内容存有差异的葡版,中版终刊后,葡版还继续了多年。这次影印出版,虽然只是目前所能找到的一部分,但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

在日本的思想舆论界,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义战”,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思想家如内村鉴三转向了和平论,而大多数则如德富苏峰那样走向了帝国主义。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变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化,一是形成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权,并未真正出现一个与自民党相抗衡的政党;二是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对立消失,日趋保守化。加之冷战后政党在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加强等因素的影响,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以1876-1894年的朝鲜问题为例

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特别是以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为契机,多种政策构想逐渐向"对清协调"的路线统一.而这一变化又在此后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等人的协商交涉之中,在甲申政变、天津条约、朝俄密约、巨文岛事件等一系列时局背景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最终以联清拒俄、承认清廷主导朝鲜事务、默认清军扩大对朝支配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但由于该路线有其背后阴谋,本身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的工具,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结果使其政策在1894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丁汝昌与甲午海战

在甲午海战中,丁汝昌作为中国海军参战部队北洋舰队的统帅,其作用无疑十分重要.但丁汝昌究竟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既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也受到他周围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果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战争爆发后,丁汝昌这位并不称职的海军提督,率领着一支实力不强、士气低落和保障不力的舰队,在决策者或盲目或保守的作战指挥下,被动消极地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三次交锋,最终以他本人的自杀和北洋海军残余兵力的投降结束了这场海战乃至整个战争.战争实践表明,仅就海军本身而言,中国当时还没有成长出符合近代化要求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当然也不例外.     

聂士成与中日甲午战争

聂士成为晚清军界一颇为重要的人物。对于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以前史学界有所论及，但大多是一带而过，缺乏整体的认识与研究。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就聂士成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作一简单的论述。……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国民的形成——近代媒体的发展与作用

培养近代国民是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是国民的内在属性。甲午战争是日本进入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能够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舆论条件。战争与媒体交互影响,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强化,对外形成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优越感和蔑视感,军人被英雄化、神圣化,围绕战争也形成教育方式多样性,民众由此达成了对天皇和国家的认同,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民族＂特质的重要标志。     

《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万国公报》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对战争进行报道、评论最具影响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声鹊起。但其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侵略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此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说明,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竟代表本国殖民主义利益的局限;但是,于其关于热爱中国的表白,不可轻信,却也无需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