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

耆英被人们认定为投降派,所办外交被称为投降外交。其实,耆英在海关税则、禁烟、收回舟山诸问题的交涉中,都为中国之利权殚心竭虑。仅粤海关税收的实际增幅就达50%左右。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主权,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权益。“一视同仁”主张的实质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时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

所谓历史评价,即是对历史现象的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和历史人物行为的是非所做的分析和评判。历史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同时它也是历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历史评价的对象、主旨和意义等,我国史学界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很多认识。如有学者认为,历史评价“是要在一定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以往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历史事实表示肯定或否定、赞扬或批评的态度,正确认识人类复杂、丰富、生动的历史进程,并决定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解决现实问题、治理国家与增长智慧所取资”。     

再论耆英外交

耆英在鸦片战争末期竭力促成清廷对英投降,对《南京条约》的订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耆英是清政府对西方政策的重要策划者和主要执行者,其外交活动没有改变投降性质,那种肯定耆英在中英围绕《海关税则》的谈判中的行为,认为他坚持禁烟立场、以睿智收回舟山、理智处理中外冲突事件的观点不能成立;耆英没有改变、而是沿袭了清朝消极对外的不良积习,并未超出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藩篱,他也没有"师夷长技"的坚定志向和实绩。肯定耆英对外开放、平等、开明、进步的观点并无根据。     

从蕃坊到租界:试探中国近代外侨政策之历史渊源

中国史学家围绕着治外法权问题对于第一次鸦片战后的外交谈判过程进行了认真研究,基本认定是耆英等人将中国的治外法权拱手相让,但没有进一步探讨其历史渊源。事实上,从唐朝开始,历经宋、元、明、清一千余年,中国历代皇朝对待外国侨民的政策是一脉相承,或者设立蕃坊,或者设立商馆,总是设法预防华夷杂处,无不要求外国侨民聚居在一起,试图将华人与夷人隔离起来。并且对于聚居的外国侨民总是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赋予外国侨民相当大的自治权利。这种"以不治治之"的"华夷分治"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耆英、宫慕久等人的外交思想和活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与“二元外交论”问题

该文前半部分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从甲午战争结束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明显的特征和代表人物,并表现出批判性和继承性。日本学者在甲午战争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论",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演化为一种对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坚持"二元外交论"的结果,一是导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必然性,二是把陆奥宗光傍强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为和平外交,甚至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就是因为背离了陆奥所创造的"明治遗产"。该文后半部分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三个方面对"二元外交论"进行剖析,对日本史学界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回应。     

阿喀琉斯形象的演变和还原

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人物,今人对其形象的了解和认识,多集中在他的愤怒、勇猛、任性、荣誉、友谊、刀枪不入、"阿喀琉斯之踵"和"早死的"上,把他看成是一位英年早逝的英雄,总体上持肯定态度。然而,这些看法并非无懈可击。多数人认识的是被层层包装后的、而非荷马史诗中那个原始的阿喀琉斯。本文对阿喀琉斯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进行研究分析,还原"荷马史诗的阿喀琉斯"。     

论李斯的历史意识

<正>李斯作为重要的历史政治人物,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对象。"历史意识"乃是人们在社会转型、裂变的过程中为其所思所行建立方向感和归宿感的理性活动①,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看法、态度、情感、反思、感受等的综合。历史意识源于对家国命运的深刻了解与领悟,对有些历史人物而言,他虽然创造了历史业绩,但并不代表他具有领悟历史意识的能动性和驾驭历史意识的使命感。我们想从"历史意识"的视角出发,对李斯的历史功过再做全面、客观地评价,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     

为“清官”海瑞辩护

明代海瑞为官清廉耿介,敢于冒死上书批评昏庸的嘉靖皇帝,被后人誉为"海青天",与北宋时期廉洁公正、不攀附权贵而被称为"包青天"的包拯齐名。这两位"青天"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清廉耿介的封建官员,都被后人奉为清官的典范。在今天,人们对这两位封建时代"青天"的评论有所不同。对"包青天"包拯,鲜有对他批评诟病的声音;但对海瑞,相比而言,却有不少批评贬抑的论调。对海瑞的这些批评和贬抑的言论是不是合情合理,是不是言之有据?本文根据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对这些言论进行论证,为海瑞作公正的辩护。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论如何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任何历史变迁、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历史人物的作为,本文就这一问题分两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从研究历史人物的自身历史背景出发,主要包括家庭出身以及生活环境情况、自身的素质条件、历史人物在成长的历程中的一些特殊经历;第二部分,主要是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去研究,包括从历史人物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出发进行研究。     

论传统地方志中"八景"资料的史料价值——以山西地方志为例

本文以山西地方志为例,从8个方面分析了"八景"资料的史料价值:包含丰富的乡土地理信息,含有宝贵的民俗资料,为城市建设与规划提供历史依据,能部分重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能反映地方自然环境的特点及变迁过程,诗词能为考求某些问题提供佐证,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图像资料和有益话题,为地方志的编纂提供借鉴。对传统地方志中的八景资料动辄批评、甚至完全否定的做法欠妥,应从历史和辩证的角度评判其价值。     

塔列朗与李鸿章外交成败研究

塔列朗是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外交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法国外交之父。他在维也纳会上取得的外交胜利,创造了世界近现代外交史上的奇迹。李鸿章也是19世纪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外交人物,他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事务,但大都是难逃失败的厄运。文章试从当时的国际背景、人物外交手腕以及人物性格方面论述造成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     

武昌起义飓风眼中的袁世凯与萨镇冰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长期只批判袁世凯是导致辛亥革命半途而废的窃国大盗;而对旧中国海军的灵魂人物萨镇冰,则至今仍然有人批评他没有直接参加武昌起义是其"最窝囊的不光彩的一页"。现在看起来,这些显然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求全责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萨镇冰与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的那个特定时间节点,两个在"同一个锅里搅勺"的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很有点儿意思。"伯乐"举荐"千里马"     

论王符的史学思想

王符将历史学看做经验性和思想性的学问,其对象是"前言往行",其任务是"蓄其德"和"明真";史学的功用在于增智修德、学习往圣先贤和掌握历史与未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精神的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认识主体应该具备正确的态度,应该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客体,典籍是其中介;历史认识方法就是观察;其检验的标准一是理论的即要符合往古圣人的意见,二是实际的即依据历史主体的行为。史学研究法主要是历史辩证研究方法、历史批评研究方法和历史个案研究法。王符史学思想的性质是政治的、民间的。     

《卫国岁月》座谈会在贵州文史馆举行

贵州文史专家首次为"90后"作家召开抗战著作《卫国岁月》研讨会。这是对研究抗战历史求真态度的认可,是对抗战老兵历史功绩的正名,是对以口述史形式所描绘人物美的赞扬,总而言之,一场追求真善美的历史学术研讨会加上熊宗仁先生的文章,正如刘勰所说:"缀文成功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历史人物评价方法探析——以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为例

评论历史人物不能仅仅以三七开、四六开等"中间人物"来进行评论,应全面具体的进行分析。评价李鸿章也不能仅仅就以外交为据,就下定论,应全面看待其一生,对其为官、外交、洋务等方面进行深刻的了解后再具体客观地进行评定。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论析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是"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延伸,但不能将两者混淆。"一边倒"外交战略着眼点在于社会制度的一致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国防巩固,它的提出既有历史经验的因素,更取决于新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它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一个符合当时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当代心理史学的变化

从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历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中 ,心理学与历史学至此结下不解之缘。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心理史学发展至今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从被人肯定到被人怀疑是否有科学性 ,对它的肯定以及否定始终围绕着资料可信度、人物心理意识重建、精神分析理论等问题而展开。心理史学在危机与转机之间寻找通向对历史事实近似的探寻 ,对历史意义有价值的发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