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源内地”人口知多少?

黑龙江地区在金代属于上京路的范围,“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源于此,故名金源。……国初称为‘内     

龙腾金源

金上京地区出土以龙纹为图案的金代文物较多,其龙纹的使用范围也比较广,1956年在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坐龙,则是其中的代表。经与国内各地出土的坐龙相比较,阐述坐龙的功用以及在现代的代表意义。     

辽阳《东京胜严寺彦公禅师塔铭》补议

经过研究认为,辽阳博物馆藏的一方金代塔铭主人不是彦公,而是塔铭记载的澄公。塔铭记载内容客观反映金代东京辽阳地区渤海遗民群体崇信云门宗的历史信息,是研究金代东北地区佛教传播难得的珍贵材料。塔铭被损坏遗弃于井中推测是与金末辽东地区战乱有关。与此同时,对其他学者已发表文章中的部分观点进行尝试性更正和补充。     

金代阿城古道

<正>阿城是金国肇兴之地,初期定都金上京会宁府,道路交通以金上京会宁府为中心,开辟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交通线。其通向中原和东北地区的驿道、民间道路、水路和漕运,是金代阿城早期的古道。一、金代驿道金代仿效宋朝驿制,在上京通往中原的道路上设置驿站,称为"寨""、铺"。     

新发现的南宋“福宁万寿”宫钱

"十一"长假期间,我和家人专程到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上京博物馆参观并考察了金上京会宁府故城遗址.阿城是金源京畿故地,金代遗迹有千余处,曾发现不少金代遗物,除大量砖瓦等建筑材料外,还有宋金铜镜、货币、印鉴、银锭、佛像、铁器、陶器、金银器等.     

"上京鞋火千户铜牌"质疑

1976年在阿城市金上京故城征集到一件铜器 ,后被认定为金代腰牌。本文通过对金代文献记载的符牌考证 ,并从“铜牌”的形制、纹饰及刻款押记等特征来看 ,此器应是金代中期的一面小型龙纹铜镜。     

城市佛教建设浅论——以铜仁江口县佛教建设为例

城市佛教也即都市佛教,她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和城市的发展而兴盛起来.都市佛教一直是佛教弘法利生的重要阵地,不仅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提升都市文化品位、辅助道德教化和推动慈善救济等方面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故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城市佛教建设,不仅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发展,促进民族融合,缓和社会矛盾;更能够促进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具有重要意义.     

金代上京地区女真人的饮食文化

目前,国内在饮食文化史的研究方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关于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史,著述甚少。笔者在学习研究金代经济史的同时,收集了上京地区女真人的饮食文化方面的资料,草成一篇,希望对此研究有所裨益。     

金上京会宁府出土铜镜浅谈

<正>金代是女真族于公元1115年建立的与南宋对持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女真人与汉人共同创造了金代的灿烂文化。金上京会宁府是金代的早期都城,坐落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随着近年的考古发现及文物征集工作的逐步深入,这一地区出土文物日渐丰富。在纷繁的文物品类中,既有粗朴之作,又有精美之品。金代铜镜一枝独秀,继唐、宋铜镜日趋衰落之后,在北国疆域异军突起,呈现多样     

青瓷堆塑罐上的乐器、胡人和佛教音乐初探

文章介绍了三国西晋时期浙江地区出土的大量堆塑罐及其上的乐器、胡人,初步分析了这些堆塑罐上的乐器、胡人与佛教音乐的关系。认为堆塑罐上的乐器、胡人与当时佛教和佛教音乐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并认为这一研究对了解三国西晋时期浙江地区的佛教传播、佛教音乐、乐器发展、民族融合、民间风俗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金进义校尉焦君墓志研究

大金故进义校尉焦君墓志铭现存于河南省孟州博物馆。据墓志记载,墓主焦珪生于北宋末年,自父辈从泽州晋城迁至河南济源,后勤学苦读终成为著名学者。焦珪的事迹不见于史书记载,但他一生致力于教授乡里,得到了焦作地区人民的拥戴,促进了金代焦作地区基层教育的发展。此墓志对研究宋末金初儒学的传播状况、金代选官制度、金代中原地区汉人的丧葬习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评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早期佛像是我国古代中印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环节。首先,在我国发现早期佛像的大部分地区缺乏佛教传播的记载,早期佛像作为第一手考古资料,填补了这些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的空白。东汉佛像是我国最早的佛像,它有助于解决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起源的问题,因此,早期佛像研究将改写中国佛教史的第一章。其次,学术界对印度佛像起源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早期佛像中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佛像非常接近印度佛像的起始时间,因此,这项研究将有助于解决印度佛像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问题。     

论金代女真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

金代女真人的宗教,有女真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又有从中原传入的佛教和道教。为适应多民族统治的需要,金朝统治者对佛教和道教采取兼收并蓄、限制、利用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曾左右了宗教的发展,使其为女真统治服务。金代宗教有新的发展和开创,在发展中适应经济、政治的统一,显示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     

金“上京鞋火千户”铜牌

一九七六年秋,黑龙江阿城县阿什河公社白城二队一社员,在金代上京会宁府遗址发现一面铜牌,该牌呈圆形,直径7、厚0.2厘米,边缘有一穿孔,重149.1克。牌面中央,錾刻一竖行汉字:“上京鞋火千户”;下有:     

陇东地区佛教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2016年12月,庆阳市博物馆承担了甘肃省文物局《陇东地区佛教遗存的考古学研究》课题项目后,先后在陇东地区对佛教遗存开展了野外考古调查工作.据调查,陇东地区的佛教遗存主要有石窟寺、佛教造像、佛塔、石经幢四种形式,与陇东地区佛教遗存的分布、佛教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以陇东地区的佛教遗存为主要...     

“上京巡院”铜镜

北安市博物馆馆藏一件金代双鲤鱼纹铜镜,因镜背边缘有錾刻铭文"上京巡院"字样,又称"上京巡院"铜镜。金代官铸铜镜上的铭文款识是识别金代铜镜的一个重要标志。双鱼纹铜镜成为金代经典纹样,与女真族早期渔猎生活中对水与鱼的崇拜分不开的。     

金上京城市文化与金初民族文化融合

金上京城作为金代国都,从公元1115年金太祖草创始至公元1153年海陵王迁都金中都止,一直是金代前期文化的中心,更是"金源文化"的发祥地.上京城的城市文化反映出的音乐与歌舞、语言与文字、文学与作品以及宗教与信仰等城市文化,是金代早期多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的结果.     

从相邻国的政治关系看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

一般来说,佛教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它是通过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互动来实现的,中国就是如此。但是,佛教由中国再传朝鲜半岛,它的传播模式却发生很大变化,政治一跃而成为主导的、决定性的制约因素。这不仅体现在前秦将佛教首传与之相邻的高句丽,也体现在与高句丽相邻的百济和新罗在接纳佛教的时候权衡政治利益、遵从政治选择的曲折而艰难的历程,这在佛教传播史研究上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辽上京城址周围出土的墨书铭文骨灰匣

辽上京城周围是辽代火葬墓最为集中的地区,仅以近年来出土的带有墨书铭文的若干骨灰匣或匣板为例,说明辽晚期上京周围火葬情况.火葬墓主多为佛教僧人,但也有部分为上京衙署官员及平民.墓主几乎全是汉人,契丹人极少.这充分说明契丹人统治下的辽上京人口仍以汉族为主体,可窥见当时汉人的社会地位及崇佛风尚.     

概述满族对佛教的崇奉

满族在崛起时期就与佛教发生了较密切的关系。至清军入关前后,佛教对满族上层统治者已有了较深的影响,并对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欲清其流,必求其源。我们稍探满族先人——女真人时期的佛教,便可知道它对该族的影响。一明代女真对佛教的崇奉元、明时代佛教在东北地区传播益广,影响日深,尤其对明代女真的影响是来自多方面的。如果说,金代女真人受佛教的浸染,是徙居燕京之后渐成习俗的话,那么,进入明代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