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浅论清朝封禁政策及朝鲜边民犯越

清朝朝鲜边民迁入延边地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初期因战争被掳至满洲贵族庄园劳作的包衣;第二个阶段是封禁期间非法越境,以狩猎、挖参、垦荒为主的朝鲜边民;第三个阶段是1860年因朝鲜北部自然灾害而大规模迁入,这一时期的大规模迁入使移民数量迅速增大,究竟是"刷还"还是入籍,使清廷和朝鲜政府陷入两难。沙俄的入侵引发严重的东疆危机,清朝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大臣看到了处理朝鲜垦民问题的新对策。垦民聚集使封禁政策名存实亡,清政府顺应时势开始移民实边,对朝鲜移民规划入籍,从而拉开了朝鲜移民开发延边地区的序幕。这段历史中,朝鲜边民在各个时期的作用不同,封禁时期朝鲜边民的犯越一方面盗取我国境内名贵药材、猎物等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开垦土地,试种水田,成为近代延边经济开拓者。本文以朝鲜边民对延边地区开发为主线,对清朝封禁政策和朝鲜边民犯越做了一个细致的阐述,从推动延边地区近代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朝鲜边民的作用给予肯定。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17世纪清朝与朝鲜的咨文往来与交涉

皇太极提出的“毋违明国旧例”原则贯穿了17世纪清朝与朝鲜咨文往来与交涉的全过程。但清初并没有全盘照搬明制,并非由礼部而是由户部主导对朝咨文交涉。顺治帝亲政后,对朝咨文处理模式开始转换为明朝时旧例——由礼部主导。这说明清朝对明制的接受与继承过程是曲折的,是经过改造的。清朝展示出符合宗主国身份的姿态,在涉朝事务上采用“明国旧例”,而朝鲜亦在同样的原则下进行回应,这也是清鲜封贡关系得以稳定运行二百余年的原因之一。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领选日记》看晚清时期的东亚关系

1881年,朝鲜高宗派金允植作为领选使带领学徒工匠来到中国天津学习清朝工业制造技术,并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商谈朝美缔约一事。金允植与李鸿章、周馥等人进行了多次笔谈,为研究中朝关系、东亚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朝鲜西海域清朝海难船情况初探(1684-1881)

康熙解除海禁后,清船海难事故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频繁发生,朝鲜对漂到境内的清船积极予以救助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官方记录,成为研究清船活动的一个切入点,也为理解清、朝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认为,在宗藩体制下,朝鲜救助清船反映出清朝海疆管理的延续和扩展。清朝的出海政策、律令咨文、奖惩措施等都影响着朝鲜救助活动的具体实施;朝鲜亦通过诸多救助细节来表达其事大唯谨的政治态度,以巩固与清朝的关系,从而将救助清船作为经营朝贡关系的一项政治举措。     

论18世纪后期朝鲜进步文人的中国外交使行

论１８世纪后期朝鲜进步文人的中国外交使行李敦球在清朝二百多年间,朝鲜王朝对清朝实行事大外交方针,每年派遣称作“三节年贡使”的“定期使”和各种“别使”,并且还根据各种必要派遣“赍咨官”等燕行使。由于中朝两国使节团频繁往来,为两国文人的相互接触和思想文化...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1890年6月4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弔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清代朝鲜使团与满族雇车业述论

清朝是中朝(韩)两国经济贸易最为活跃的时期,然而,限于史料的关系,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其落后.本文主要依据韩国最近出版<燕行录全集>的史料,论述朝鲜使团和满族雇车业在中朝两国经济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清朝同治年间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状况——以《江北日记》为中心

《江北日记》是1872年朝鲜谍报人员崔宗范等秘密潜入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进行侦探后,留下的记录。日记中反映了当时清朝政府对鸭绿江流域封禁政策的虚实、朝鲜北部边民犯越国境移居中国境内鸭绿江流域的原因、鸭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民间自治机构、生产生活等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并未因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中朝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朝鲜奉其事大主义,每年都如期向清朝遣节使进年贡和三节方物,且不定期向清王朝遣使谢恩、奏请、进贺、陈慰、陈奏、问安,同时进贡礼物。清政府也按例对朝鲜进行回赐与封赏,以示对藩属的优礼与体恤。这一时期,为应对时局变化和巩固对朝宗主国地位,清政府对维系形式和礼仪上的朝贡关系愈加重视,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格。中朝朝贡制度未衰而亡,甚至一度回光返照,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     

略论《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

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清初,这种关系是清朝武力征服朝鲜后,迫使朝鲜与清朝结成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宗藩关系因清政府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剧对清朝和朝鲜的侵略而发生了动摇。１８９９年在俄、日的威迫下,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彻底解除了清与朝鲜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确立了两国平等外交关系。     

历史上黄海海域的经贸活动与跨国合作机制

本文认为,古代黄海海域的国际贸易活动,不是朝贡贸易因素所致,而是互市制度的结果。不过,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等国间的封贡关系,却为黄海海域事务的跨国合作提供了可靠机制。当时,双方当事国以"咨"文通报的形式,对越境捕鱼和海洋跨国犯罪等行为合作予以禁止与打击。而古代东亚诸国所实施的海难救助制度,不仅援救方对海难者提供义务性援救,而且通过封贡关系途径安全护送他们归国。进入近代以后,清朝与朝鲜之间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将西方的海难方承担救助费用的精神引入到条约。但在执行过程中,清朝方面仍以义务方式援救朝鲜难民,而朝鲜却屡屡发生中国难民被抢甚至被杀的情况;两国的渔业章程也一直搁浅。显然,中韩关系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两国在黄海海域跨国合作机制却因西势东渐而受到损害。     

《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和珅形象简

和珅生活的时代,是中朝关系发展较为稳定的时期,朝鲜多次派使团出使燕京,使臣对和珅的印象和评论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多有记载。这些记录较好地复原了和珅的贪腐弄权、目中无人的性格,也生动刻画了他作为乾隆近臣,从事外事职务的形象,还揭示了他如何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的过程及其对清朝政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