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征明及其书法艺术

明代书法是继宋、元帖学书法的又一发展阶段。明代的书法,仿古之风很盛。明代历朝皇帝和外藩诸王,大都爱好书法,以书法自娱,导致全国帖学大盛。以沈度、沈粲为代表的、规整一律的“台阁体”书法,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和推崇,沈度竟被明成祖朱棣夸称为“我朝的王羲之”,一时竞相行效,学书者甚多,逐渐形成俗的风气,使书法日益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台阁体”的泛滥,     

明马绍荣《楷书归荣诗》册考略

《楷书归荣诗》册,书法精湛,台阁书体明显,是马氏书法传世的孤本,可称为明代台阁体书法的殿军之作。其书法之师承、艺术风格,对我们全面了解明代台阁体书法的兴衰发展,有着典型意义——其字体的偏旁笔划虽有明显的宋克或钱溥的影响,甚至习气,但结态却不同于宋氏的方扁,而更接近虞世南的颀长蕴藉。此外,作品的史料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台阁体”和“馆阁体”书法

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明代和清代都出现了一种风格特殊的楷书书体。习惯上,明代的这种楷书被称作"台阁体",清代的则被称作"馆阁体"。 "台阁体"本是对那些御用文人专为皇帝服务的官样文章而称的,其后也用来称官样书派。它和"馆阁体"书法的形成,与我国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应进士试的考生必须用工整匀称的楷书答卷,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台阁体"和"馆阁体"书法便在热中功名的书     

论明代台阁体的政治文化基础

台阁体文学是台阁文人内心世界的表现。明统治者将知识分子变成奴仆,台阁体便应运而生。台阁体昭示着明代皇权与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台阁体背离古典诗歌传统,屈从皇权,在"雍容典雅、迂徐和畅"的表象下是知识分子道统地位的丧失和对皇权的屈服。对其明中后期的思想文化变局有深刻影响。     

真山墨妙——文徵明《行书》赏析

正明代成化嘉靖时期,吴门画派开始活跃,明代书法也进入了另一个兴盛时期。当时的江浙一带,特别是苏州地区,集中了以沈周、文徵明、唐寅、王宠、陈道复等为代表的文人书画名家。声势浩大,从学众多,以至于王世贞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说(《艺苑卮言》)。他们的书法力追晋唐,一变明初书坛"台阁"之习,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     

尚意书风影响下的明中晚期书法

正明代中期,商品经济长足发展,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因人文荟萃而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明初"政治高压"逐渐减弱,文人意识逐渐苏醒,书法创作不再是"台阁"的专利,文人书风开始重新崛起。为了纠正明代早期书法之弊病,当时的一些文人书家纷纷转向取法唐宋之人,重点瞄准"尚意"的"宋四家",希望从中获益并以为变法之根源。     

仙游三洲 神超八极——张弼的草书艺术

明代初期,随着文人书风的逐渐衰落,永乐年闯盛行起了台阁体书风。此后的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一直处于这种书风的笼罩之中。到了成化年间,因文学上的台阁体受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的冲击,以及后来的“前七子”的拨正,文艺思潮才有一些明显改观。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文征明书《醉翁亭记》

明代书法承续元人之风,崇尚“二王”与“赵体”,大体上有早、中、晚期之分。其中地域书风似更为突出。明初之“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各有千秋:宋克与倪瓒、杨维桢相友善,书有“二王”意,章草尤佳,为“三宋”之首;宋璲兼善诸体,笔法沉雄而挺健;宋广则善草书,笔势连绵,书宗张旭、怀素。“二沈”兄弟(沈度、沈粲)之书风靡朝野,更由于明成祖朱棣将沈度誉为“我朝王羲之”,使“台阁体”逐渐成势,书风严整而婉丽,虽大有可观之处,而于丰富流派,个性竞起之势则不逮中期。而后吴门书派声势浩大,这是由于沈周,李应祯等承宋克(苏州人)余风,传至祝允明、文征明而蓬勃发展起来,其书法骨干亦是画坛精英,这种书画合流与     

明代书家黄辉的书法艺术

明清时期,一大批文人书家如异军突起。他们用书法抒胸怀,写豪情,挥洒自如,冲破了僵化刻板的“台阁体”樊笼。黄辉就是明代书家的佼佼者。黄辉,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年不详。字平倩,一字昭素,号慎轩,无知居士。四川南充县走马场人。父子元,官湖广御史。黄辉幼承家学,才气横溢,以诗闻名,尤擅书法。一生著述甚多,有《庵集》八十卷、《平倩逸稿》六十六卷,《慎轩文集》、《怡春堂集》流传于世。《明史》有传,附在卷二八八《焦(立厷)传》后,摘录如下: “黄辉,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     

独具卓识 勇于创新——评何景明《易水行》

明代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戏剧方面。诗歌创作,因受到理学、科举的长期桎梏,以及历次文字狱的影响,一直陷于毫无生气的局面。永乐、弘治前后,“台阁体”的诗风统治着诗坛,一些称颂功德、粉饰太平而又千部一腔的作品,竟被誉为“词气安闲、雍容典雅”的黄钟大吕,认作是诗歌创作的圭臬。     

明代悬壁书兴衰小议

明代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转折时期,明代以前的纸本、绢本书法作品多是尺牍,信札,诗稿之类的小字作品,供人们近距离案头欣赏,即所谓的案头书.然自明代始,书法作品在其阅读功能的基础之上衍生出一种新功能--装饰功能,即把书法写成楹联(图1)、中堂、条幅、多条屏等形式张挂于壁,供人们远距离观赏,形成了书法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悬壁书.……     

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另一面

明代后期的书法发展,导致了诸家纷争并立的局面,曾先后出现了并称四家的邢侗、张瑞国、董其昌、米万钟。相比较而言,董其昌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最大,但当时董其昌的书法并末形成派系。在其之后至康熙年间,董其昌的书法身价百倍,于朝野间影响颇著。清初的书法发展仍是帖学书法的继续,董其昌的书法是帖学书法的集大成者,因此,董其昌是明末众多书法家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同时又是明清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     

谢铎与《桃溪集》

谢铎是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茶陵诗派"的重要成员.在"台阁体"诗风笼罩文坛的时候,谢铎提出了明道、纪事、重情、复古的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歌,为当时诗风的转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谢铎同时或稍后的李东阳、陈音、王廷相、顾璘等人,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谦谦君子风 傲然于高节 冯起震和他的墨竹

正明代的青州府作为山东的二级行政治所,政治、经济、文化都占有重要地位,明代更是文化繁荣,人才辈出的时期。明代洪武年间,青州知府李仁建立府学,后经多次扩建翻新,青州府学规模渐大,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大多在书法、绘画方面有着自己的专长。回族英才杨应奎、万历状元赵秉忠皆在书法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1499年,明宪宗分封他的第七子朱祐楎为衡恭王,藩青州,衡王共在青州传六世七王。据记载,第一代衡王朱祐楎精于书法,"四体皆工",闲暇时便醉心研究琴棋书画。他的孙子朱载玺被封为新乐王,也善书法。就连衡王府的内掌司     

神融笔畅流金出冶——介绍明邢侗的一件草书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与繁荣、文化艺术的日趋兴旺而得到发展,明代书坛形成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特色明显的时代风貌,对于清代及近现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纵观明代书法艺术的风格,似乎是元人书风的延续,但稍加研读,便可知二者不同。明代书画家广泛选取魏晋六朝古帖为范本,文人书法的内质得以传续;又由于明代书画同为一家的现象较元代更加普遍,书法作品的形式从尺牍发展到悬于殿堂的大幅作品,正所谓远看气势近观笔法,书家开始追求一种形式美感,这样,明代书法在承袭前贤的基础上,有了“尚姿”的意趣,这是一种艺术欣赏形式的拓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地域文化的区别,明人书法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这个演变过程中不仅出现了代表书家、代表作品,在对书法艺术不同形式的探索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杨慎诗论的价值

评价杨慎诗论的价值,应该既看到它比同时代流行的诗学思想和作诗风气高出些什么,又看到它对流动于中国历史间的诗学长河贡献了什么。在中国学史中,明代诗学思想被载入史册的,常常是台阁体一茶陵派一前后七子一公安、竟陵派……这样的思潮序列,而对于与这些思潮异质同时的潜在诗学思潮却有所忽视。较少注意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学史的一种短视性缺陷。     

浅论翰林官对清代书风之影响

书法艺术乃我中华国粹,书法作品是书家天分、境界、悟性、修养和功力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文化艺术品。其发展有着漫长的过程,而历代书法风格的衍变过程,就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过程。时至清代,书法艺术已发展到集大成阶段,其突出成就,则在于突破宋、元、明以来帖学之窠臼,开创碑学之新风。此外,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等方面,也成就卓著,面目一新,足可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高雅之风格。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而翰林官因当时文人社会中的突兀地位,使得书坛翘楚多出自词林。本文就是对本问题进行的初步研究和探讨。     

南京博物院举办“以碑破帖 尚古出新——清代碑学书法作品展”

正2020年12月30日,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推出了"以碑破帖尚古出新——清代碑学书法作品展(上辑)",首次大规模展示了清代碑学书法,超过三分之二展品为首次公开展出。为全面展示南博藏明清时期的书法作品,南博已分期推出了"江左流韵——明代中期书法作品展""风神超逸——明代晚期书法作品展"和"气格俊迈——明末清初书法作品展"三个明代书法展览。关于清代书法展览,南博按照"帖学"和"碑学"两大脉络,     

陈献章茅笔书的历史作用

本文着眼于明代早中期书法变革的时代背景,阐述了陈献章书法在这一变革时代中的作用。     

“三言”“二拍”所表现的明代历史的新变迁

明代中晚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以及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元杂剧等“俗文学”的向前推演,出现了市民文学勃兴的局面。这种以“市井细民”为主要对象,以描写世态人情为旨趣的“俗文学”,一扫“台阁体”的呆滞沉闷和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因循模仿,展示出一种活泼泼、火辣辣的生命力。在理论方面,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带有一种挣脱程朱理学束缚的思想解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