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随州叶家山M2新出■子鼎与西周宗盟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2新出■子鼎铭文中的三个干支可以与西周重器保卣、堇鼎的干支系联,反映出这三件器的器主都曾到王都参加周成王组织的一次盟会活动。从铭文看,盟会活动的规模很大,周王朝治下的四土封国都有参加,其中既包括周之同姓,也有异姓和庶姓,盟会中的祭祀活动在天子宗庙举行。这次盟会不是普通的会同,而是成王为确定封国政治等级秩序组织的"宗盟"。■子鼎铭文以及随州地区近年来相关重大发现,显示了南阳——鄂东片诸国在西周王朝南方地区封国政治运作中的特殊地位,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西周封国的控御方式提供了新材料。     

近年来“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研究述评

近年来“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研究述评刘安志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位的有生之年,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军事上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逐个消灭当时的分裂割据政权,为以后全国...     

“租界独立”:五卅外方调查中的各方权斗与大国博弈

五卅调查所引发的"租界独立"问题,表面看是工部局谋求政治地位,实为公使团与工部局权力的争夺和拉锯。而大国政治博弈的历史和现实纠缠隐乎其后,揭示了列强团而不结,联而不盟的实际状况。大国之间为调解矛盾,重新确立秩序,举行司法调查,影响了五卅惨案的历史走向。     

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几个史实问题

十二世纪初,北宋自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涉海赴金,同金朝签订了共同灭辽复燕(燕京,今北京)的盟约,史称“海上之盟”。海上之盟是宋、辽、金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直接影响着宋、辽、金国家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评议是值     

王禹偶《建隆遗事》考——兼论宋初“金匮之盟”之真伪

题名为王禹偶所撰的《建隆遗事》,是研究宋初政治尤其是“金匮之盟”疑案的关键史料之一。但自南宋初以来,人们即对是书的撰者、内容真伪存疑,或径称为後人托名之伪书。本文考辨《建隆遗事》确为王禹僻所撰,其内容甚具史料价值,并据是书及其他相关史料所载,以辨析“金匮之盟”之真伪及内容之演变过程。     

“侯马盟书”注释四种

一、"宗盟类"注释 [题解]在盟辞的约辞中,凡有"事宗祀"("以事其宗")和"守清庙"("守二宫",即宗庙之亲庙和祖庙)之誓言者,均属于"宗盟类"。此类盟书文字清晰可辨者五百一十四篇,分别出土于三十四个坑中。约辞内容除了参盟人姓名不同以外,其余均相同。其中有一篇内容特殊,中有主盟人追述受命的词句和十一月甲寅等于支纪日字样,这一篇当为"宗盟类"盟书的序篇。此类盟书约辞的特点是参盟人表示要遵守以下几条誓约:一、不敢不诚心事其宗     

组织“复社”的是张溥,不是张薄

《炎黄春秋》1998年5期63页《明末党社与清朝文字狱》一文说：“崇帧时,江苏太仓庶吉士张薄倡议文社大联合……举行社盟,取名‘复社’。”“复社”组织者不是张薄,而是张溥。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苍人,明末文学家,崇祯四年进士,授庶吉士,他和同乡张采组织“复社”,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相号召,主张改良政治,继承东林党（明朝万历年间,一些学者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常批评时政,在政治上与魏忠贤对立,反对他们的人称他们为东林党）人传统,进行文学和政治活动,影响很大。著有《七录斋集》。组织“复…     

“金匮之盟”真伪辨

“金匮之盟”真伪辨孔学关于宋太宗赵光义继统当皇帝,有＂斧声烛影＂及＂金匮之盟＂二大疑案。近人对此多所考证①,认为宋太宗是弑兄篡位,而所谓＂金匮之盟＂是伪造的,伪造人不出赵普及宋太宗二人,其目的是为宋太宗兄终弟及入继大统制造合法的依据。对于宋太宗是否弑...     

述论清入关前“盟誓”

明末清初,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矛盾重重,争权夺利,纷争不止。为了解决矛盾,建州女真于家族内部、同时与海西女真、与蒙古、与朝鲜、与明朝边吏盟誓,达成契约,互相约束。盟誓在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古代诸侯于神前立誓缔约,杀牲歃血,满族上层社会也十分盛行。努尔哈赤、皇太极利用盟誓牵制海西女真,完成统一女真大业;让诸位兄弟大臣等盟誓,加强统治,巩固皇权;特别是对朝鲜,从＂兄弟之盟＂到＂父子之盟＂,为后金进攻明朝除掉后患;与漠南蒙古结盟,既扫清进攻明朝道路上的障碍,又增加了实力;与明朝边吏结盟,缓和矛盾,充实力量。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处于弱势之时,利用盟誓,与周边缓和矛盾、积蓄力量、发展盟友,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盟誓不失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一种策略和智慧。     

从“游群”到“城市”:“聚落考古”的自然基础

聚落作为常见的人类集群形式,为人们多样的反复的行为提供了场所,也是目前考古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人群栖居形态经历了从居无定所到形成定居聚落、城市的历程,并形成了游群、村落、城邦等不同人群的集群模式。长期以来,认识人类群体结构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脑科学和网络科学的进展,社会结构的自然量化特征开始逐渐显现,被解构为离散分布的层次序列。人类集群规模和形式既是社会分层的自然基础,也是新政治行为、政治逻辑的实践过程。这些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空间—社会关系是理解聚落内社会关系异质性的前提和基础,也为认识不同规模聚落内的社会组织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聚落内空间-社会关系的治理路径和结构为不同形式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内在支撑。     

左联唯一的海外组织——东京分盟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左翼作家空前活跃,他们在国内成立了左联之后又拓展海外阵地,在日本成立了东京分盟,这是左联在海外惟一的组织。东京分盟与国内及日本左翼文化运动密切联系,研究左翼文化,译著进步书籍,创办刊物,吸引和团结了中国留日学生及流亡日本的中国文人。《左联惟一的海外组织——东京分盟》一文介绍了该组织成立的经过及活动。     

“薄王”的疯狂

“薄王时期”是一个书记领导下的“警察管理”时期 到目前为止,重庆在薄熙来和王立军时期的政治和民生,已经越来越公开了。这是重庆市新的市委书记到任后,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产生的新气象。现在,我们看到了更加令人发指的、眼花缭乱的事实。多时,当人们指政治人物“疯狂”,只是一种形容。但是,我们看到,“薄王时期”的许多政治和法律手段,以及他们个人生活的行事逻辑,只能说是实实在在的疯狂。媒体形容王立军时期的公安局的仪仗．“有如上朝”。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警宫们对局长的顶礼与臣服、紧张与隍恐,浑然不似阳光组织。现在,“薄王”二字成为一个联合词组。     

义和团是这样“运动”起来的

正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     

《耒子鼎》与“西周宗盟”一文中的几个问题

<正>《江汉考古》2012年2期载于薇:《湖北随州叶家山M2新出耒子鼎与西周宗盟》(以下简称"于文"。该文"提要"说:耒子鼎铭文中的"三个干支可以与西周重器《保卣》、《堇鼎》的干支系联,反映出这三件器的器主都曾到王都参加周成王组织的一次盟会活动。"并认为这三件器铭都有某种"联系"和"隐性联系"。遂以之为据,演绎出一场"诸侯毕集于周庙的成王宗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读来读去,总觉得这三则铭文中有些症结难以解开,禁不住     

从“石头仔”到“通天晓”的启示

正1911年10月10日,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武昌首义发动后,开启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被清统治长达267年的全国各省区纷纷响应,在宣告"独立"的同时,各自组建了临时执政性质的地方自治机构,形成了群起推翻封建统治的地方合力。在建立全国统一号令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共识呼声中,各起义省区派出代表集会武昌﹐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发表了在召集国民会议﹑颁布国家宪法之前﹐组织一个"临时"执政的中     

“侯马盟书”和春秋后期晋国的阶级斗争

1965年12月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范围内,发掘出一批距今二千四百余年前的珍贵文物——"侯马盟书"。数量多达五千余件,其中,可以认读的六百余件。象这样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内容,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奴隶主专政向地主阶级专政转变过程的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盟书",也称"载书",是我国古代为了某些重要事件举行集会,制订公约,"对天明誓"的辞文。在春秋时期,这种"盟誓"的风气普遍盛行起来,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相当令人注目的特色。这个社会现     

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弭兵盟会”考——兼论对“弭兵”盟会的评价

弭兵盟会,是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春秋史分为前后期的标志。据《左传》记载,“弭兵”的盟会有两次:一次在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华元所倡导;另一次是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向戍倡导。清人马骕评论这两次盟会的关系道:“宋前有华元而两霸之端起,后有向戍而两霸之势     

儒家“信”与高校学生信仰的养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学生追求马克思主义,养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信仰。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信仰"与儒家"信"具有共同基础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信仰"与儒家"信"的相近。要鼓励学生去创新,去追求探索新的、积极的,正确的东西而不消极、保守没有进取精神。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学生追求马克思主义,养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信仰。这个信仰的养成一方面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对其进行系统教育并理论     

春秋时期的两位外交官

正春秋时期,由于周天子地位日渐式微,诸侯称霸遂成为常态。霸主更迭,各领风骚,主持大局的不再是周王,而是占据霸主地位的诸侯。就称霸这种模式而言,定期召开盟会非常重要。这种盟会,军事目的和政治意图都非常明确。霸主召集大小诸侯一起开会,缔结条约,谋求互惠共赢。大国需要通过这种盟会来拉拢     

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

1946—1949年间,受国民党排斥的民主派被逼暂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曾据有国、共以外的全国第三大党地位的中间力量联盟在成立之始即利用香港,并借助中共,来建立其舆论机关。1947年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该盟的核心分子在香港已放弃中间派的立场．向左派靠拢。1948年,他们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并积极参与对中间路线的批判。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为这批国民党的异见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整力量的空间,更有利于中共对他们的统战,并有助于中间派的彻底改变和转向。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旅港小党派的代表终在1949年前后全数北上回国,迎接中共对全国的解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如果说,中国民主同盟所经历的是一个“中间派→中间偏左派→左派→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那么它就是在香港进入了这一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历程可说是中国民主党派主流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