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苏州商会与捐税抗争

如所周知,清末的政治危机是与财政竭蹶迭相始终的。为了弥缝匡救,清政府对外滥借条件苛刻的洋债,对内暴敛名目繁多的捐税,结果则如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江     

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

1936年内债整理案对江浙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无疑是继1932年内债整理后的又一次掠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债信又是一次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统一公债发行前夕公债风潮的出现。不仅使国民政府的债信大打折扣,而且将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恶劣昭示于众。但考诸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整理债务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到的一条减轻财政压力的较好途径。内债整理案的实施暂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使债务结构趋向合理化;它还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战,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步骤之一;整理案也彻底打破了私营银行业对政府财政的幻想,开始走上疏远政府财政,加强同工商业结合,从而较好发挥银行经济职能的道路。另外,此次整理案是在政府实现了金融垄断,江浙资产阶级已开始沦为政府附庸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也是此次整理案与1932年内债整理案的最大不同之处。     

从杂捐征收看清末大同府的商业状况

清末为筹办新政,捐税名目繁多。《山西全省财政说明书》之《山西省各府厅州县地方经理各款说明书》中所记各项虽难免有所疏漏,但也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清末,晋北商铺数目相当可观,商品种类因受地域限制,粮食为晋北市场中主要交易商品。     

扩张与困顿：从警政经费看晚清地方警政建设

警政建设是清末国家权力向州县以下地区进行扩张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谕令地方自筹经费开办。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因财力不济,不得不采取加重捐税、增加税种以及和地方士绅合作等办法开办警察。由于经费筹措的困难和税源结构的重大调整,清末的警政建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逐渐走向了困顿与萎缩。兴办警政助长了士绅力量的膨胀,冲击了原有的国家权力结构。     

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为例

明代留存下来不少财政数据,这些数据均以叙述性文字罗列,给今人利用造成极大困难,急需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加以整理。但是,由于这些财政数据的来源和性质十分复杂,整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赖建诚教授的《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值得充分肯定的尝试,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时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历时性研究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转录财政数字必须辨清各项目之间的分合关系;比较财政数字必须以性质相同、口径一致为原则;解读财政数字必须明了当时的财政制度。     

发行彩票最早的是西班牙

正清朝末年,曾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大使的崔国因于1890年赴西班牙递交国书期间,对西班牙做过详细考察,他在其《出使美、日、秘日记》中记载了有关彩票的由来。西班牙原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后来国势日衰,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填补空虚的国库,捐税如牛毛。无论何人都按每月收入多寡缴税,舟、车、狗、马以及上饭馆都要纳     

新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奠基:统一财经及其制度调整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主导的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使新中国在财政、金融、贸易等领域迅速构建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中央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经历了不断的制度调整:在确保税制统一的同时尝试减轻地方政府的征税压力;在建立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后不久即开始划分收支与酝酿分级管理方案;为了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中央采取了整理地方财政、推进地方收支挂钩、适度划分管理职权、增加地方收入分成等一系列举措.这些制度调整意味着虽然统一与集中是这一时期央地财政关系的主要特征,但并非全部内涵,如何兼顾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从这时起已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开创明代国家财政研究的新局面 ——读《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财政,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财政史研究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但熟悉明史研究的学人都知道:明代财政史最为难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大部头的《明代财政史》问世.近读万明研究员、徐英凯教授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感触良多,该成果不仅对《万历会计录》这一珍贵的史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整理和多角度的分析,还为研究明代国家财政结构和白银货币化提供了资料保障,并开拓了明代财政史的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     

略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外债问题

自1927—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财政、经济、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改革,外债问题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举凡当时南京政府对外债的种种举措,均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南京政府对外债的整理随着北洋政权的瓦解、垮台,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担负起全国性的责任,它所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财政问题则为当时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宋子文于1929年1月11日致在南京举行的第三次军事会议的备忘录中清楚地谈到,政府有权控制财政的省份有四个:苏、浙、皖、赣。而能交出多余部分的仅苏、浙二省。皖、赣已将它用于年费据估计,在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其     

民国苏州丝绸业的捐税

苏州丝绸业长期在苏州社会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税入大宗”。历代政府纷纷把之当作摇钱树,重征苛敛,予取予求,严重地窒息了丝绸业的生机,阻碍了丝绸业的发展。研究苏州丝绸业的捐税负担,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苏州丝绸生产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艰难处境的认识。本文根据一些文献和档案资料,对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的捐税情况作一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北洋政府国务院法制局整理财政法规意见书

呈为拟具整理财政各项法规意见书上备采择伏祈核示以便遵照具案事。窃以整理财政为当今之急务,欲图整理财政,必有统一之法规,而各项法规以关于租税、公债、会计者为最切要。查现行财政法令有与实在情事不合或与他项法令相抵触者,有应以法律规定现尚沿袭旧章未经规定颁行者。凡此数端,均应分别厘定拟具法规,呈请核定,惟兹事关系重大,亟宜通盘筹划,斟酌尽善。迭经职局各员详加讨论,参考各国成规,按切目前情势,窃以为国     

清代厘金征收实物——“龙驹寨厘金局”银锭

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帮办军务雷以缄奉办江南军务．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附近的仙女庙（今江都市江都镇）、邵伯等镇设厘金所,对上述镇的米市征收1％o的捐税,此乃厘金的开始。1％o货价银一两征收税额一厘,故名“厘金”。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

晚清财政史研究是晚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晚清财政状况、财政收支、财政制度等方面,在论和资料整理上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们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着笔,对晚清财政状况进行了宏观考察。财政收入研究侧重于外债、关税与厘金,而对外赔款仍是财政支出研究的热点。财政制度与体制方面,学界论述较多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至于财政思想,学们对重要人物的财政思想研究较多,对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外,他们还对太平天国政权的赋税制度与政策予以客观分析和评价。     

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秩序的确立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发展,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村地区。从1940年到1942年,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以整理合理负担为契机,深入乡村构建新的征收机制,确立起基层征收秩序。在整理工作中,根据地政府充分动员干部群众,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村,在两根据地形成了整理合理负担的热潮。而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新的基层征收机制运转良好,整理合理负担运动收到了成效。     

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讨论设立中央土地银行函件一组

土地银行是指主要经营土地存贷及与土地有关的长期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萧铮等24人联名提出"积极推行本党土地政策案",周伯敏等27人提出"设立土地银行流通金融复兴经济案",两案均就设立土地银行的必要性和方式方法作出阐述。会后,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和赋税司、钱币司进行了可行性探讨,认为设立中央土地银行"确为目前急要之图"。1937年5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第43次会议,议决通过《修正土地法原则》等议案;同年6月25日,立法院第109次院会通过《修正土地法原则》等法规。以下所选文件集中反映了讨论《修正土地法原则》及对于设立土地银行的推进情况。     

民初北京政府设立各省国税厅筹备处研究

各省设立国税厅筹备处是民初北京政府恢复财政秩序,解决竭蹶财局,同时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尽管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阻碍,各省国税厅筹备处于1913年中期多已初具规模,各项税收交接与整理事宜亦在有序进行。赣宁之役后,随着国税厅筹备处职权的扩充,各省国税整理取得相当进展,其权限问题却愈发凸显。焦灼的财政状况与成效甚微的制度建设使北京政府很快转向晚清的摊派思路,在全面规复旧额的前提下对各省实行包办,无形中却促使省集权得到巩固。于革命更始之际的此一财政改革成为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     

从大峡谷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记第一次走出墨脱的人们

墨脱故称白玛岗,是一个神秘而又令千百万信徒们向往的地方,但是路途的艰险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只知道收受各种捐税,从来不搞道路建设,去墨脱只能走野兽出没的羊肠小道和行人搭建的简易便桥,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清末民初 陕西厘金局及相关银锭实物概说

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帮办军务雷以诫奉办江南军务．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附近的仙女庙（今江都市江都镇）、邵伯等镇设厘金所,对上述镇的米市征收千分之一的捐税,此乃厘金的开始。至同治元年（1862年）除云南（同治十三年设）和黑龙江（光绪十一年设）外,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试述1933—1934年河南省土地整理之计划与试办

中原大战后的河南省,进入了相对性的稳定期,慢慢开始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革新,整理土地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整理土地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民生和增加政府收入。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章则,想通过试办的方式,以达到快速整理全省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