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考古学如何走近公众——读《最早的中国》

<正>近年来,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成为考古学家们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寻根正在变得更加重要"①,而且认为"考古学家在普及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②。但是,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加上学科传统、研究重点以及理论方法的     

“考古”百议

<正>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仅仅一小部分可以解读,还有多数不得其解。——苏秉琦(旧石器)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对史前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过程的探索。一旦一个研究者熟悉了为解决适当考古学问题而采用的一系列技术,那么接下来就要利用这一技术来解决关于人类行为的问题了。——【美】乔治·奥德尔,关莹、陈虹译考古其实距离公众很近很近,它本来就该是一门公众可以广泛参与的学问,它的一般学问也非常平易,没有那么神秘。打破了这种神秘与距离感,考古将走向一     

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公共"(Public)一词的含义一直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共"蕴含着国家和公众两个不同的维度,根据"公共"一词包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定位于"面向公众的考古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

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越来越多,种种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脱胎于英文“Public Archaeology”的“公共考古”或者“公众考古”概念,在中国的实践和讨论均体现为考古学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共享姿态。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公共性体现得越充分,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公共考古的教育性体现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则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通过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今天公众考古已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的认识论阶段,发展到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的实践论阶段,因此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应该从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依托有条件的高校,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发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公众考古需要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对“公众”本身也需要研究和分类加以引导。从考古现场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展厅,都是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     

李济考古学方法论中的史学特征

正目次一中国人类学家的可能贡献:语言与比较二作为"比较法"基础的"历史法":小范围与细节发掘三"历史法"对"比较法"的单向制约:器物分类有"逻辑"四回应批评;讨论器物"功能"的路径五要"准确"还是要"合理"在李济去世后的二十年里,他的学生张光直通过检讨现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史,有力地彰显了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尤其是扭转了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的忽视。但张光直亦非无原则地赞誉,他相当中肯地提出李济在四个方面的影响~[1],同时尖锐地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历     

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公共考古学"的术语和理念。西方学界认识到,为了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考古研究的可持续性,依靠专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必须依赖全社会的介入,包括政府和公众。因此,公共考古学不单是面对公众的普及,还要求政府的职能的全面介入。目前,"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由一个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来阐释过去。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英国考古博物馆改变功能定位,从考古专家的仆人,转向以公众为中心,以吸引和沟通各社会阶层的大众为己任,并对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方式进行改革。本文介绍了英国博物馆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有益实践与成功经验,包括服务对象的重新定位、传统功能向外延伸,从静态展示向为观众提供动态的展览服务如走进社区的"移动博物馆"和出借文物盒、鼓励受众的参与和互动、网上连接、开放库房和研究部门、为残障儿童开发考古游戏、吸引少数族群参与、举行陶艺与玻璃艺术研讨会和文物欣赏写作班等等。这些举措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和考古学思维方式的新趋势,这就是:不是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学做些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可以为公众做些什么。公共考古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对考古资源具有较高觉悟、鉴赏力和保护意识很强的公众,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虽然我国博物馆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观众,但是这似乎还远远不够。如果真的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认识的提高,博物馆可能更需要在展示形式、营销策略、服务内容和主动性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公众考古的媒体直播实践

<正>考古学家保罗·巴恩曾说,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如果这有任何意义或正当理由的话—必定是将它的发现不仅传递给学生与同事,首要的是传递给公众,那些最终为考古学工作签字付支票、为考古学家发薪水的人。如何有效建构起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是公众考古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我国现有的公众考古传媒实践中,     

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若干特点及发展趋势: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王巍所长专访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新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认为,中国考古学随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各项阶段性成果的推进与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正朝着科学化、国际化、社会化、大众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需要与国际考古界加强交流,博采众长,走向世界;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应是从文物管理机构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所共同担负的责任,需要形成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二级学科的设置,同时培养能够满足考古学发展需要的人才;公众考古是目前考古学新的发展走向,考古界需要转换意识和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坚持考古的纯洁性和道德规范,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遗产保护事业。     

试论高校博物馆开展公众考古教育的优势与途径

公众考古学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就,20世纪中叶诞生于欧美并迅速发展,我国的公众考古学尚处于初始阶段,公众的考古知识水平和文物保护意识亟需提高,所以必须注重公众考古学教育。高校博物馆是公众考古学的主阵地之一,充分利用高校博物馆的优势,发挥其纽带作用和教育功能,对促进我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社会科学的考古学

学者和公众一般认为,考古学就是为寻找最早的家马、文字或者城市等诸如此类遗存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习以为常,大众媒体上出现的考古类文章往往只是与历史特殊性有关的复原和重建。这种倾向歪曲了考古学这门在最近几十年取得巨大进展的科学学科。我们认为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在广义的社会学领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种进展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趋势：其一是全球范围内大量田野工作新资料的积累;其二是利用实物证据对古代社会动力机制进行可靠重建的新方法和新理念的不断发展。     

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

<正>"公众考古学"一词其实最早并不产生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英美国家,目前公认的它是从查尔斯·麦克吉米西     

考古学知识普及三题

考古学是19世纪科学与文化迅猛发展时代的产物,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当然也加入了那个时代的大合唱。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考古学知识的普及问题也是考古学家不断思考与探索的内容之一。     

初论公众考古学

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对如何将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如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公众考古学作一些探索和思考。     

“看见”声音科普展——中科院海洋信息技术创新研究院(筹)暨声学研究所第十一届公众科学日

<正>5月16日,中科院海洋信息技术创新研究院(筹)暨声学研究所(简称声学所)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众科普展。"藏"在研究所各个角落的"神秘"声学设备公开为公众展示。在各个展区,专家与志愿者配合为公众进行科普演示与讲解,让他们近距离了解我们不了解的声音世界。     

作为艺术与科学的考古学

考古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在中国学科体系的划分下,考古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更多地与历史学联系在一起;在国际领域,考古学无疑是一门科学。同时,考古学有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在一个科学主义至上的时代,考古学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作为一个学科的精神的自由。本文将以中外两篇对考古学本身作出阐述的文章为参考,从科学与艺术两个角度梳理考古学发展的脉络,展现考古学的独特气质。     

“公众考古学”和“公众考古理念”辨析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关于Public Archaeology的研究现状和不同学术观点,提出Public Archaeology包括“公众考古学”和“公众考古理念”两个层面,并分别总结、归纳出公众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和公众考古理念的内涵及其意义,提出我国应该重视公众考古学的学术研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考古学。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奠立的基础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并广为宣传和大力扶持,为考古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论中国公众考古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本文论述了中国公众考古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公众考古学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