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

自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这种新的史学研究实践通常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本文考察了“新社会文化史”产生的背景 ,其理论基础 ,它对历史学带来了何种冲击和影响 ,并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哪些新领域 ,提出了历史学研究何种新方法。文章也对新社会文化史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提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并作出我们的选择。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杂交”观念与彼得·伯克的文化史研究

"杂交"是后殖民理论中被广泛使用和最具创造性的术语之一。随着后殖民理论影响的深入以及全球文化互动的日益密切,杂交观念也被引入文化史研究领域,用于探讨不同地区由于文化的交流、互渗乃至碰撞而导致的文化重构现象。本文在梳理杂交概念内涵及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英国文化史大家彼得·伯克的文化杂交观念作出了分析,并通过考察其近年来对文艺复兴的全新阐释,借以说明他是如何将杂交概念应用到文化史的研究中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杂交观念对于我们认清跨文化互动的内在逻辑,拓宽跨文化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都有很大帮助。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

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应当从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做起,再渐次向前延伸和发展,而显现出三个研究梯度。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研究生活质量被史学所关注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     

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

与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相比较,文化史学主要围绕四个命题(或假设)而展开。第一,从研究对象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和政治精英的历史,而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新文化史研究的课题虽趋于多样化,但对人民大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重视有增无减。第二,从历史观念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是进步的历史。新文化史家并未远离进步,进步主义史观是其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第三,在目标和方法上,文化史学不以确立单个历史事实为至高无上的职责,而是要求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究明关系得以展开的背后因素。传统文化史重在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科学法则、公理公例,新文化史聚焦文化的历史象征、意义和价值。第四,关于文化史学的功能和任务,无论新旧文化史均不满足于追求历史的真相,而是含有比较浓厚的致用色彩,重视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     

读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彼得·伯克教授(Peter Burke)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教授。伯克主要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并注重观察和研究当代史学的趋向,特别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1980年,伯克在苏塞克斯大学开设"社会结构及社会变革"课时,写作了《社会学与历史学》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

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科兴起25年来,经过了前十年"兴起奠基期"、继十年"发展兴盛期"、近五年"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学术贡献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存在问题与瓶颈: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平面描述性、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当今社会转型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这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生长点。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蒙古贞文化史研究

蒙古贞部落是北方古老的蒙古部落,从内蒙古草原迁徙到辽宁阜新后,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草原农耕文化,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贞草原文化,既传承了草原牧民文化元素,又融进了农耕文化特色,形成了蒙古贞草原农耕文化,反映了东北辽西蒙、汉杂居地区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蒙古贞草原农耕文化是中国草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加以研究,对促进新时期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客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从客家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外廷、客家民间信仰的特性、客家的神明崇拜与风水信仰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了评析,以期展现十年来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走向。     

唯物史观与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思想化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惟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客家文化史的思路与建构

关于文化,已经有过很多的定义,我们在这里,不想过多地去纠缠哪个定义要合乎我们所要求的,因为,一个词的含义,不妨让它丰富一点,且为大家所约定俗成。 有了文化,也就有了文化史。有了客家文化,自然也就该有一部客家文化史,这自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别说是客家文化史,甚至客家史,迄今也还未曾出现,我们刚完成的《客家图志》,     

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风靡学界。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由滞后到火热,1999年是其传入大陆的节点。进入21世纪,新文化史被大量引介。同时,大陆学者积极开展新文化史实践,在城市史、医疗卫生史与身体史、书籍史与阅读史、表象史与记忆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大陆新文化史的收获是,把“人”带回到历史研究中,拓展新视角,开辟新领域,发掘新史料。主要问题为,理论和方法缺乏原创性,研究碎片化,缺乏微观史的经典之作,存在泛文化现象及单一文化决定论。未来新文化史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和加强跨学科合作。     

故事家及其研究的文化史地位

河北耿村和湖北伍家沟两个故事村以及先后在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湖北五省一批故事家的发现,并对这些杰出故事家所讲述的故事进行完整的记录、出版,和对他们的讲述个性与艺术风格、叙事个性与区域叙事传统以及民间故事传承关系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的两大贡献。记忆故事最多、又有超拔的讲述才能,叙事风格独特和艺术个性鲜明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主要负载者和传承者。对故事家的知识结构、讲述艺术和文化地位的认识,导致了由分散的搜集和纯文本的研究向新的学术取向和范式的转换。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农村人口的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家族血缘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农村聚落,出现了解体的趋势,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逐渐瓦解,作为民间故事的栽体,故事家群体自然老龄化,甚至相继辞世,民间故事的传承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