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庙会、仪式与神圣感——以泰山王母池为例

庙宇信仰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信仰形态、组织结构入手1,或者以信仰作为分析地方社会的切入点2进行发挥,多有卓识。本文不揣浅陋,尝试直接面对庙宇中的神灵信仰本身,试图分析在王母池道观内,神圣如何自我呈现,信仰如何被唤醒;人的活动在神圣感的生发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泰山王母池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确定为宗教活动场所,由泰山管委宗教处统辖,主祀王母娘娘。常住坤道五人,另有挂单道徒若干。泰山庙会是一个庙会群,会期集中在每年的春秋两季。     

从神灵空间到生活世界：明清以降关林庙与一个地域社会网络的形成

关林庙是地方社会以崇拜关羽为核心而形成的特定神祇空间。明万历中期,多元社群开始大规模扩建与修缮关林,力图构建社会共同敬奉和祭祀关羽的神灵空间,关林庙会相伴而盛。国家权力对关羽信仰体系的褒封性介入,使其被赋予的政治性色彩日益浓厚,俨然成为官方控制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手段。同时,时代变迁与社会文化嬗变促使关林庙宇由单一祭祀神灵场所演变成融祭祀表演、商品交易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互动交流空间,进而形成一个整合民众交际行为且蕴含多元功能的地域社会网络。     

湘东地区的包公信仰

在湘东地区包公信仰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该地区存在的神灵附体现象进行了简略介绍,动态地刻画出湘东农村地区的信仰需求和行为方式,补充了有关南方汉族地区"萨满仪式"的研究。根据当地包公信仰生态的独特性,着重论述了"神媒"与"当地庙宇"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之对应的传统文化体系的种种适应性改变,正是回应这种诉求。     

古道、庙宇与村落生计

山东莱芜和庄乡横顶村地处齐鲁交界,当地俗语云：“一个雨点分两半,一半灌淄河,一半灌汶河”,是对该村地理位置的生动而真实的描绘。村中的齐鲁古道忠实地见证了社会经济、家族历史和生活文化的变迁与兴衰,而五座庙宇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深刻地反映了当地的特殊历史进程,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神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功能及香火有一个明显的历史的消长过程。这一消长过程,和村落生活有莫大的关系,尤其是村民的生计来源与对各类神灵的信仰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庙宇、村落位置、家族历史进程以及村落生计形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     

论隋唐五代民间神灵崇拜的整合

隋唐五代时期是民间神灵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强大的经济文化发达相适应,民间信仰的领域内同样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的各路神灵各行其道,交相辉映;由社会环境变迁而新兴的神灵在民间信仰的领域里各逞其能;与此同时,在统一大帝国的文化语境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又相互交织,诸路神灵在潜移默化中整合出新的队伍。这新型神灵体系的建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粤东石窟河道的商贸、庙宇与地方社会——蕉岭县新铺镇的初步考察

石窟河流域是岭东商贸与移民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围绕着水上运输而兴起的墟市经济、商业贸易、庙宇建设、神明崇拜以及移民活动,对当地地方传统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窟河上的航运与商贸活动促使社区宗族、神明信仰等权力化网络的建设,导致地方传统社会的整合与形成。本试以蕉岭     

浅析冀南民间“奶奶”民俗信仰文化

在冀南的民间信仰中各地"奶奶"庙宇数量众多,当问及"奶奶"具体身份时,群众众说纷纭,而女娲娘娘、泰山奶奶和三霄娘娘三者是提到最多的神灵。笔者通过走访获取田野材料,运用地方志和文献资料,浅析这一文化现象。     

教育、文化与福利:从庙产兴学到兴老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城乡大小庙宇处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其中供奉的神像成为"迷信"的代名词与具象。因应教育的名、革命的义、经济的力,庙宇整体性地在20世纪经历了向学堂、学校的转型后,又发生了向传统、遗产的转型,进而成为发展地方经济以及建设精神文明的文化资本,及至不少没有了师生的村小学校舍向庙宇回归,供上了神灵。由此,庙宇成为了现代中国变迁、沿革的记忆场。在此轮回中,当下乡野庙宇也部分发生了从祭神到娱人,尤其是"兴老"的新转型,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回归传统庙会的福利内蕴与价值理性。     

政府管控与民间信仰——以1912-1931年间辽宁演戏酬神为例

演戏酬神属于民间信仰,亦是民间自发的活动,即以演剧的方式酬谢神灵.祈雨得验、避过水火兵虫等天灾人祸、修建庙宇等活动,都是演戏酬神的缘由.民国年间,地方政府已将酬神演戏的活动纳入到社会管理之中.有严格的基于法律的审批程序,地方政府对演戏酬神的管控基本出于非常具体的民生与管理的考量,包括防疫、治安、民间舆情等,但维护治安是第一位的.这反映出民国地方政府这一时期在公共事务管理上是有一定效率和务实的,而严格的管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     

农村神灵信仰调查研究——以甘肃省榆中县黄坪村为例

由于黄坪村当地干旱的咱然条件和落后的经济文化现状等因素,所以当地庙宇中主要供辜平西龙王、白马爷、城隍爷等神仙。黄坪村神灵信仰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数目杂多、神秘性、自发性的特点。并且这种信仰也深刻的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     

论皇会与清代天津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为中心的研究

"天妃"信仰在天津传播过程中,以"碧霞元君"信仰为蓝本进行了信仰改造,从而在丰富神灵职能的同时获得了广泛的信众基础。在信仰社会化的同时,"天妃"信仰通过皇会这一活动,融合利用了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完成了与民间社会的深层互动。     

庙宇承包经营、灵力生产困境与民间信仰格局的改变——广东新会北头村仙娘庙的个案研究

广东新会北头村仙娘庙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其经营方式由集体经营转为承包制经营,造成了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格局的改变,具体包括神明的"被承包化"、信仰活动"家神化"、信众来源远距离化及在村"仙姑"群体衰落等现象。庙宇承包经营使庙宇经营者需要面对个人经营创收诉求与由此带来的灵力受损的困境,对此,经营者通过调整经营策略以实现灵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受庙宇承包经营的影响,民间信仰活动逐渐从乡村社区公共生活退出,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奶奶"是鲁西地区对女性神灵的一种称谓。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是该区域流行的奶奶信仰。明清以来,三种奶奶神灵有着各自的神缘脉络,又相互借鉴与影响,进而形成鲁西区域社会特殊的层累与融合方式。信仰人群与神灵"交流"的时代变异,导致了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信仰研究模式,将"文化符号的创造与借鉴"、"信仰观念与礼仪实践"作为区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明清陕北方志中的农业信仰风俗探析

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特殊的农业信仰风俗,包括自然神和天象神、农业先祖神、龙王等灵物、畜力神、祈子神以及其他和农业灾害相关的神灵信仰及各种神灵报赛和庙会等习俗活动。这些神灵信仰从不同角度反映或影响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代亦集乃路自然灾害与信仰初探

黑水城出土文书为研究元代亦集乃路自然灾害和社会信仰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原始材料。地处西北边陲的亦集乃路自然环境恶劣,各种灾害频发。面对种种自然灾害,官民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祀神活动。官方崇祭的神灵倾向于社会整体中的公共价值方面,而民间信仰则突出神灵能否为自己带来福祉。通过文书可以发现,亦集乃路地区社会信仰具有传统性、务实性、多元性等特点。     

《三茅宝卷》的信仰叙事建构

神灵"三茅"同时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系统。各系统为了将三茅信仰传播至民间,均通过《三茅宝卷》讲述神灵修道事迹。由于精神追求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会利用不同的叙事对宝卷内容进行不同层面的民间化调整,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三茅形象,并影响后续的神灵信仰发展。     

从光绪《广州府志》看广府大众信仰及其对地方社会的作用

光绪《广州府志》保存了大量与广府大众信仰有关的资料,包括信仰场所的分布及变化、神灵的种类、信仰活动的形式和规模以及信仰思想的传播、传承和变迁等。它呈现了广府大众信仰的神灵繁多、分层结构明显、与世俗社会关系密切、官方与民间双向互动等特点。广府大众信仰有建立生活秩序和调节生活,提供社交场所和机会,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等功能。     

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宋代是水上航行大发展的时代,水上航行中的神灵信仰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出现若干新变。宋代水上神灵形成了从四海四渎神到川泽风雨神的层次高低,正祀、淫祀、中间地带神灵的正式与非正式划分,以及本庙与行祠等构成的交错复杂的神灵体系。宋代原有水上神灵信仰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同时新创了若干航行所需的护航神灵信仰。宋代水上神灵信仰体系的完善及其新变化是宋代历史发展新特点的直接反映。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以陕北地区为个案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功能,同时又表现出以庙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表达、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及促成民间庙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等新的特点。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对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