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国旧制度末年的教会免税特权

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绝对君主制国家试图对特权团体征收国家直接税,而法国教会对政府的新税收政策进行了最为成功的抵制。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法国教会内部严密的组织性、它的特权与旧制度的财政体制的共生关系,以及支撑整个等级特权制度、王权亦不能僭越的传统价值观。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教会与王权在税收特权问题上的斗争突出地反映了绝对君主制国家改革的局限性,以及法国大革命在实现社会和政治整合方面的必要性。     

西欧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兴衰

骑士比武于11世纪前后在西欧流行开来,其深层原因是权力下移加剧封建割据以及新的财产继承制度迫使青年骑士在比武场上谋求出路。因此,早期的骑士比武呈现出混乱、粗暴等封建林立时代的典型特征,骑士贵族则以公开的暴力作为确定和维持等级关系的基本交际纽带。在13世纪,以马上单挑的流行和比武规则的明晰化为契机,骑士比武开始变成一种"文明"的游戏。这一演变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结果:一是骑士的私人暴力被纳入民族国家建构的轨道上来;二是骑士阶层由封建时代的私人武装变成了新兴民族国家的公共武装。骑士比武由此丧失了原有的活力,新兴的统一王权更将它变成了宣扬神授权力的盛装表演。盛极一时的骑士比武最终在17世纪走向衰落。     

对西欧中古早期国家问题的一些认识

西欧中古早期的王国不是罗马国家的延续,也非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某种不完整的、模糊的投射,中古早期的国家应当依其自身进行解释,这是当代论者的基本共识。论者对西欧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的关系、早期王国能否纳入"state"这一概念意义上的国家范畴、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关系、王权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讨论显示,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直线的、目的论式的传统解说,在当代学者中不再具有普遍认同。讨论还显示,只有避免将中古早期的政治实践狭窄地范畴化,即避免在"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内观察中古早期的政治生活,才能真正认识那个时代的国家性质和特点。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中世纪权力要素剖析

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从权力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可以发现,中世纪王权在权力政治发展中的演变历程正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积累过程。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国家原则对封建原则的消解;二是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冲突与斗争。在这两方面作用的互动过程中,王权在国家原则的制约下巩固与发展起来,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决定性的历史条件。     

近百年来西方的西欧封建王权理论

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将10至14世纪的西欧王权称为封建王权。西方的酉欧封建王权理论主要包括如何估价王权的性质、地位、权限、发展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极为复杂,要对它作出理论上的界定和论证颇为不易。当代英国著名史家N·扎考尔曾指出,由于日耳曼原始民主传统、教会王权神授理论和封建“契约”关系等诸种相互矛盾因素的影响,“中世纪社会中的国王地位变得模棱两可”,难以论证。一个世纪以     

论10～11世纪德意志的帝国教会体制

10~11世纪,德意志存在一种帝国教会体制,其实质是王权主导下的王权与教会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在这一体制下,教会机构成为国王的政治机器,教会首脑成为国王官吏,同时国王则全力维护教会的特权和利益。在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帝国教会体制成为德意志强大王权的一根重要支柱。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体制也存在严重隐忧。“主教授职权之争”以后,帝国教会体制瓦解,王权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地方实践与历史经验——以民国青海藏族社会为例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现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推进,青海地方政府也开始在辖区内推广和确立统一行政体制与政府职能,进而削弱基层地方势力。然而民族社会从传统体制向近代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多有曲折和阻力,从而影响到早期近代化进程。文章以青海占比例较大的藏族社会为例,考察多民族国家早期政治建构的具体过程及其遭遇的实际困境,管窥其地区性、民族性成因与历史经验。     

略论城市民族关系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城市中民族关系矛盾倾向于增多,协调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是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     

中世纪法兰西王室徽章研究——百合花象征主义的神学渊源及内涵

在中世纪法国 ,滋养象征主义的土壤极为丰厚。法国王室百合徽章作为象征符号 ,发轫历程较为明晰 ;但在论及其渊源和象征内涵时 ,学术界则存在较大分歧。王室百合与基督教神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是 ,随着王权的逐步强化 ,王室百合的神学色彩渐趋弱化 ,而其政治色彩则趋于浓重。法兰西王室百合的发展史曲折地反映了王权和神权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同时也反映了法兰西王权由弱到强的历史行程。     

民族自决原则的欧洲哲学渊源及在现代的发展

民族主义于19世纪初在欧洲诞生,后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逐步发展成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在这场席卷欧、美的革命浪潮中,资产阶级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要求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建立民族国家,进而用国家主权来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民族国家是相对于神权统治下的宗教国家而言的。为了推翻神权的统治、加强王权和国家主权而确立起来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一项刚刚诞生的新生事物,为了使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推广传播,起到鼓舞和号召作用,必然需要对其合法性加以证明。欧洲的哲学家们完成了这项任务。此后,民族自决原则在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分化、整合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1675年法国布列塔尼城乡起义之缘由

1675年布列塔尼的城乡起义在17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法国民众运动中都颇具特点。这场起义可以从王权的扩张对地方特权的侵蚀以及布列塔尼的赋税体制、土地所有制和领主制等方面寻找根源,是近代早期布列塔尼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重农学派与18世纪法国旧制度改革

17、18世纪之交,法国政治经济困境加剧,以费内隆和布朗维利埃为代表的思想家,从宗教和历史中寻找政治改革合法性,回顾和珍视旧制度下的等级—团体制度,维护等级制王权国家。随着重农学派的兴起,传统改革观念被反思和颠覆。重农学派从反历史的、普遍主义的自然权利理论出发,用诉诸自然理性的政治话语突破了旧式等级观,通过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形成,将财富生产方式与国民身分相联系,由此设计出以财产为标准界定公民身分的政治方案。这一新形式促进了传统王权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但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无形中塑造了另外一个特权阶层。     

近代早期西欧城市的发展

在近代早期(16至18世纪),西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城市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步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西欧城市这时经历了哪些重大的发展、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研究西欧封建王权的新理路——读孟广林新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

一在东西封建政治史上 ,9— 1 3世纪的西欧封建王权 ,可谓是非常晦暗而复杂的一个问题。由于奠基在日耳曼人的原始军事民主制、“西方式”的封建制与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上 ,西欧封建王权的属性、地位及其政治基础并不明朗 ,各国王权的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 ,因而对这些问题的诠释难度很大 ,且存在着学理上的差异与纷争。同时 ,西欧封建王权也是一个富有学术与理论意义的研究领域 ,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将大大深化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认识 ,有力推动对西欧封建政治史之特殊历史规律与东西方封建政治史之共同规律的求索。新近问世的《英国封建王…     

试论西欧中世纪封建王权的"合法性"

中世纪的西欧在建立采邑制的过程中确立了个人联合的政体形式。在这个政体中 ,王权的合法性决定了其具有政治统治权威。基督教“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思想为封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教会举行的加冕礼使王权的合法性具体化。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使采邑制具有潜在的分裂因素 ,封建王权用特许权作为对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施行统治的工具。王权的合法性赋予特许权法律权威 ,法律权威给予封建领地的社会群体司法保护 ,保证个人联合政体的正常运行 ,同时也促进了封建社会中新因素的生长。     

“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

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走向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动摇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浅析13世纪西欧提出的“主权论”

"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是西欧中世纪王权的理论依据。13世纪的西欧经历了广泛的拓荒运动,促进了贸易的复苏和发展,从而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演变,以此为基础的封建王权的性质和权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了改变以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的要求。经院哲学在阐述理性的同时对传统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法学家们在用经院哲学的方法对罗马法进行研究的同时为自然法注入了新的法理元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权论",由此取代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世俗的政治理论"主权论"为刚刚起步的议会制度提供了政治理论,为其继续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     

中古教廷税官制度研究

中古罗马教会的兴衰与教皇的财政力量密切相关,教皇财政力量的积累有赖于税官的运作．13、14世纪教廷税官的设立反映了教皇征税权在西欧的扩展,但税官功能的发挥亦受到王权的制约．15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王权逐渐排挤掉教权的征税权,致使税官退出历史．中古教廷税官制度的兴衰反映了王权与教权在税权方面的争执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王权在制度安排方面的新变化．     

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

从中世纪后期直至法国大革命初期,君主制下的法国国王在宗教身份上一直拥有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君主均不得“盗用”的称号,即“笃信王”(法文SaMajest啨Tr埁sChr啨tienne,英文HisMostChristianMajesty)。从“笃信王”概念的源流、“笃信王”内涵的演变以及“笃信王”称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可以看出,“笃信王”一词虽然是由罗马教廷于公元8世纪时首创,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它却成为法国国王用以同罗马教廷以及基督教世界其他敌对国家进行斗争的工具。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身份,法国方面在舆论上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也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头衔,法国王权获得了凌驾于法国教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进而促使法国王权走上政教合一的“绝对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