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化论

冯友兰的"新理学"以"共相"与"殊相"二分法分析儒家伦理,区分"五常"之人类一般道德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及"五伦"之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时代性,把道德分为"可变的道德"与"不可变的道德",揭示了道德演进之"变"与"常"的辩证法。他运用"共相"与"殊相"辩证法,从社会类型的观点看中西文化问题,指出中西文化之异不在东方与西方之分,亦不在古代与现代之别,而在西洋文化属于一种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新兴社会类型,即工业社会。而中国文化则尚未经历工业革命。从生产方式论,西洋社会经过工业革命而从"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转变为"生产社会化"的社会。而中国古老的家族制度则与其前工业社会的"生产家庭化"经济结构有关。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冯友兰之社会理论独树一帜,其以共殊之分的类型论,深刻地把握了中国问题即现代化问题的本质。     

“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中西学统的关系

"礼仪之争难题"不应该是一个只关乎西方或者东方的问题,应该将其放归中外交流的历史坐标上重新认识。解决的关键在于辨明论争缘起及厘清冲突背后的中西学统。纵观16—18世纪宗教改革与天主教东传的时代背景,可以让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礼仪之争"有更多新的认识。如果说恩典观与教会道德神学是影响各修会传教士在论争中做出抉择的西方学统,那么神道设教思想下文教与神教双向度有机互动的中国社会伦理与宗教体系则是国人回应"礼仪之争"的中国学统。直面"礼仪之争"难题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中国社会宗教的"双向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反对"文明冲突论"。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飞跃——关于《伯尔尼笔记》人本主义解读范式的批判

西方列宁学立足于人本主义化的黑格尔主义立场认为:列宁在1914年《伯尔尼笔记》中对于庸俗唯物主义的"否定性"评注和关于辩证法的强调,意味着列宁从1908年的唯物主义立场转向为公开的唯心主义立场,并在1915年之后的革命中保持着"私人的、隐秘的"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断裂。然而,《伯尔尼笔记》是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俄国现实革命策略以及自身哲学基础的一次"自我清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始终在列宁思维中占据支配性地位。列宁提出的辩证法的飞跃和十六要素标志着列宁思维的最高峰和关于恩格斯思想框架的继承和认识的深化。     

从“大历史”到“中国梦”:全球思想史的遐思

<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人又如何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2014年1月,笔者带着这两个大问题,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在德国不莱梅的雅各布大学,讲授《大历史导论》和《中国古典哲学文献选读》。前一个问题是由"大历史"提出的;后一个问题正契合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大同梦",尤其是近来为人们所热议的"中国梦"。尽管这两个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人类未来的关切之情。不     

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

作为"缓和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尼克松政府对东西方贸易政策做出了战略调整。在"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不仅全面推进和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同中国的贸易,而且从一般商品物资的"自由化"进一步扩展到战略性的技术贸易领域,放宽和取消了对巴统战略性敏感技术所实施的严格出口管制的政策。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尼克松时期美中和解的具体表现。在美国取消对中国贸易管制、取消巴统对中国的战略禁运以及取消"中国差别"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从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这些先进设备的引进、建设和投产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技术和物资的基础,打开了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的大门。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以19世纪外汉字典、中文报刊为中心

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近代博物馆知识、理念和思想传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而通过考察museum一词在19世纪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博物馆知识早期传播的景象。在museum及其对应西方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均参与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都是其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对19世纪外汉字典的研究发现,至1844年,museum一词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博物馆"、"博物院"两种汉语译名均已出现,但在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中,"博物院"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博物馆"。同时,将museum翻译为"博物院"的译法也逐渐被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广泛采用。由此,museum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完成了其本土化的第一步。     

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与“思想”

正书写、研究中国思想史,有两个东西无法回避,即"历史"与"思想"。所谓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无非有两个,一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思想历史,二是中国思想史构建的思想历史。这两个思想的"历史"涉及到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呈现的方式、思想史书写者所处的历史三个具体因素,需要贯通研究,方     

论马克思主义和谐辩证法及其中国化

本文从辩证法理论的历史考察和总结出发,不断挖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及其和谐思维,科学分析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把斗争辩证法创新和发展为和谐辩证法,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深入阐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谐思维的理论内涵,把理论研究与现实相结合,指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谐思维指导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方法的内外互补:“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与西方

正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任何领域都笼罩着中西关系的问题。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益激烈起来。以学术界而言,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学者如何面对西方的"中国学"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在史学领域则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西方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史"学。所谓"中国史"学界,并非专指中国史学界,而是整个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界,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所谓西方,指欧美国家和地区,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西方学术是一个包     

陈黻宸的史学“四独”“五史”论

在挖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和吸收消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基础上,陈黻宸糅合中西,提出了自己的"四独""五史"的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中既有对史家的要求,也包括了对读史之人的要求,其中处处透露着陈黻宸对史学性质的认识和"新史学"的影像。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博大而精深。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后,儒学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然而在儒学文化体系中,封建的纲常伦理却是其核心,这致使中国的思想文化死气沉沉,科技文化墨守成规,便也渐渐落伍于世界文化之林。但在近代饱受西方文化欺凌的同时,却也正同时承受"反哺之恩",使得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呈现一种不一样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后来所接触的"西学东渐",并且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呈现着不同特色的新文化对旧的陈腐落伍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这也就儒学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支配统治地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独有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论“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社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感

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其特点是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出发,从中确立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生活意义,为人生文化提供种种价值理想和实现此等价值理想的途径与方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标志."天人合一"思想是其中突出的表现.     

中国古代石刻的存留状况(二)

<正> 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动荡最激烈,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由于战乱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中原,西方文化思想的东渐(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东渐),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思想交流,使得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为活跃的一个阶段。作为文化思想的一种具体代表,石刻在这一时期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很多种新的石刻种类,象墓志、造象、刻经、题名等等,都正在蓬勃兴起或者固定成型,演化成石刻中的大宗。石刻文字形体的变异,也以此一阶段为最甚。     

晚清中国政治转型与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开始出现全面政治危机。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各领域相继产生了以自强御侮为主要目标的革新运动,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即为重要代表之一。作为一种政治性极强的教育理念,源于西方的公民教育思想在晚清中国的生成,固然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向近代转型的必然结果,但却更体现了当时中国学习西方、改造国民性及国家建构等多重政治诉求。政治转型因素对晚清公民教育思想兴起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不但使得这种公民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政治性大于社会性、工具性大于价值性等教育救国性质,而且使其在基本内涵及时代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原生性公民教育思想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别。     

论辩证法理解范式的时代变迁

自黑格尔创立辩证法完整形态的理解范式以来,关于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就经历着不同的时代演进和变迁。黑格尔在传统"存在论"框架内,创立了完整形态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理解范式。马克思批判并扬弃了此种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从唯物论的前提出发,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之后,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从具体的时代状况出发,构建否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随着时代主题由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了否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开创了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并产生巨大的时代反响。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钢琴作品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乐器钢琴的交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既具有现代特点,又充分反应中国传统文化性的作品。反应出特有的审美观和音乐特色,成为中西方艺术和谐交流的典型代。     

郭嵩焘与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士大夫观和英国政治观为中心

本文是郭嵩焘和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笔者着重探讨在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意识和他们看到的西方有什么关系这类的课题.笔者想强调的是:第一,我们在他们出使之前的所有的文章中能看到他们的问题意识--"士大夫在那时的中国社会应该担负什么任务?"第二,他们从这个问题意识来观察西方社会,特别关注英国的"官"和"民"的关系.并且他们对英国政治的看法之间有思路的差别.     

战后中国的“官办商行”

在中国,官僚资本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更是舆论攻击的对象,而"官办商行"正是抗战胜利后朝野上下对那些具有权贵背景的豪门资本所经营企业公司的一种特殊称呼,其代表就是宋子文、孔祥熙家族创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孚中实业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本文依据大量的历史档案,对于这些"官办商行"的形成背景、资本来源、经营特点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以这几个"官办商行"的个案去分析深入探讨民国时期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意义。     

《乐记》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与《理想国》音乐思想中的“主客二分”比较

<正>音乐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的起源也如同其他艺术一样是起源于劳动,……所谓歌唱主要是对自然的、动物的声音的模仿"。因此,从人类产生之初就产生了音乐。随着音乐的产生,无论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都产生了很多音乐论著,这些音乐论著所含的音乐思想多少都受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主流的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反映那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一直以来都有"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2和"长期以主客二分为主导的西方哲学史"~3之说。     

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

本文所探讨的,是一个与中国对外政策演变及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关系密切的重大问题:19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决心向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提出全面挑战的"革命国家"而崛起,在冷战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之间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纽带,将这两个在战后世界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以特定的、若非中国参与便难以想象的方式连接了起来。1950年代中期,中国积极参与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国际活动,并大力倡导"万隆精神"。这并不是中国从自身对外政策"革命性"原则的后退,而是对于这种原则的深化以及在深化基础上的重新界定。奉行"万隆精神"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挑战的革命国家。就对全球冷战发展的深层影响而言,中国对外政策的上述变化极大地加强了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同原本完全由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所主导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两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也使得冷战的实际发展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有多元化特质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