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佃制下土地买卖的演变及其影响——以皖南徽州地区为例

内容提要 本文在深入发掘屯溪档案的基础上,以皖南徽州为例,对永佃制下土地买卖演变的全过程：从“收苗管业”的土地买卖到“收租管业”的租权买卖;从依存于土地的租权买卖到剥离土地的地租买卖;从以田地丘块为单元的地租整卖到分拆零卖,最后达致地租买卖的零碎化、日常化,进行认真考察,阐释其性质和影响,认为变化的实质是地权的债权化。地权蜕变为放本取息的债权,增强了土地的日常性金融调剂功能,改变了土地（田底）的占有形式和地权分配态势,导致部分田产“合业”的产生和地权的相对分散。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

清顺治七年徽州府休宁县攒造的"均图"鱼鳞册延用至民国。徽州鱼鳞册以"图"为编制单位,并在首页统计"图总"的土地数字,标明一图的大四至。"图"的四至变动反映了清初里甲的局部人地调整。该册所见:地权比较分散,里长占有土地不多;业主出都者为15%;具有永佃权底面分离的田地为11.35%;塘在册登记。顺治"均图"后,徽州都图区划稳定。明清基层社会"图"反映了里甲的土地分布,而业主的土地占有与里甲人户编制并不完全重合。由清入民,"地址明确"的"图"仍是地籍编制和赋税征收单位。     

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以《休宁县新编弓口鱼鳞现业的名库册》为中心

康熙年间徽州府休宁县新编弓口鱼鳞图册,以现业主“的名”登记土地产权,跟踪地权变动,在人口流动和地权频繁转移中使鱼鳞图册名实相符。房屋基地、路、坟等非生产用地分割零碎、地权分散,而图册登记非常详细。在土地登记中,都图管理者在册改错、验明契税、局部丈量、厘清产权,对地籍实行动态管理。休宁县康熙鱼鳞图册一直延用至民国,反映出农村的地权关系处于有序状态。     

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之一

《二年律令》中的土地制度,是普遍授田制度的延续,应以土地国有制标识其土地性质。"名田"性质具有不确定性,亦非制度,不宜用以表述其时土地制度的整体属性;中国私有地权从国有地权中衍生而出,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便是土地私有权制度的确立。通过普遍授田制对国有地权的层层分割,以及份地使用权和占有权的长期凝固化,最终完成于汉文帝废止普遍授田制之时。     

1927—1928年中共的土地革命实践——以大陇分田与金砂分田为例

中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突出表现在土地政策的转变上,这种政策的转变又反映到历次的分田实践中。以大陇分田和金砂分田为例,分析其所涉及的分田方法、地权问题等,来把握1927——1928年中共土地政策的变化,以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特点。而且,随着中共在各地区分田活动的开展,各项土地政策逐步得到调整完善,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促使中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     

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基于原始契约与刑科题本,本文揭示了清代地权交易的三大类型,一是债权型融通,二是产权转让,三是股权交易出现.借助于土地但不发生产权最终转移的融通性债权交易的各种形式常被混淆,本文加以考辨与厘清:"押",以土地为担保并以地租或利租来还本付息;"典",约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转移与收益占有来偿还借债;"当",以地权为中介的各种借贷形式;"抵",发生地权分割,并以此抵还欠债.清代出现的这些交易手段使农户在保有地权的同时实现其融通性需求,它们与现代金融工具相似,其名称与方式延续并沿用至今.地权转让与收益补偿等交易形式则包括活卖、绝卖、佃权顶退、找价、回赎等,其规则取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地权所有者的权益.土地经营的合伙制与股权交易亦开始出现.凡此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不仅在金融工具缺失的时代充当了资金融通工具的替代,农户赖以济危解园,更促进了土地流转,使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通过地权市场得以活跃和发展.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

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关中地册,基本为黄河滩地册,地域范围局限于黄河沿岸,具有独特的生态、经济社会背景.滩地的特点主要是地块规整,地权分散,买卖率低,这是滩地村社公有,家户均分的结果.然而,滩地家户私有现象也同时存在,地权分配并不平均.针对"关中模式"历史溯源的资料运用,文章指出运用较小区域的滩地地权状况,不能推导出清初至民国的"关中模式".     

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据土地契书进行的考察

旗地是清代满族特有的土地制度,在清朝入关以后的百余年中,经历了由国有到私有、即由领主制经济到地主制经济的蜕嬗,显示出不同于民间土地的特点。乾隆、嘉庆两朝(1736—1820),正值清代封建经济的繁荣阶段,地主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膨胀,为旗人土地关系的演变注入了新的活力。关于这一时期的旗人土地关系,前辈学者多从租佃关系、民典旗地等角度进行研究,至于旗人内部的土地交易问题,囿于史料的零散缺乏,较少专门的探讨。笔者日前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捡得畿辅旗人土地契约文书20件,内典地白契     

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

宋代"典需离业"的规定表明了典之本原,但其派生的权益及其多样化表现却引发歧义。譬如承典人将土地租佃给出典人,在宋代不被认可;而清代这种形式广为流行,却又在表象上造成"租息相抵"的错觉。承典人可选择典田的经营收益、投资收益,或变现未来收益,突出反映了田主、典主、佃农三者依托市场交易构筑的共享地权格局。典权不是使用权,也不是所有权,而是一种限定性物权形态的财产权,与抵押也有明显的区别。典权的时代性差异在政府规定上得到相应的反映,宋代典田需要赴官办理合同契,并过割田赋和纳交易税;清代中后期则免除了交易税,无需过割田赋,契约形制上多采用单契,使转典等相关后续交易更为便利。凡此阶段性差异与特征,揭示了在典权发育过程中,交易规则与社会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纵贯比较有助于把握典权之本原与多样化形态,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与交易形态。     

清代中期苏州地权状况及其形成原因

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考察清代中期苏州地权在激烈争夺中的各种表现,包括地价上涨、兼并加剧、地权分割和族田快速增长等方面。二是探索人口、社会财富、土地责源和土地收益等因素对地权争夺的影响。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理念与实践综述——以数字故宫社区为例

博物馆信息化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从基础文物数据系统到文物的动态管理,从单一的文物管理系统到综合的博物馆管理系统,从展厅多媒体辅助展示到综合网站建设,直到互联网上多种展示手段的采用,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由简到繁、由静态到动态、由内到外、由管理到展示的诸多演变。在博物馆由收藏型向参与型转变的当下,信息化技术应如何更好地为博物馆建设服务,使博物馆成为公众生活不可缺少的文化需要,实现"和谐互动,共享文化"的博物馆使命,成为各个博物馆探讨和实践的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以故宫博物院为例,探索全新的博物馆信息化理念和实现路径,使博物馆走下神坛,融入公众生活,成为发展文化的动力源。     

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

受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影响,莒南县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在地权分配状况上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平原区地权集中,多大地主,租佃关系发达,多采取土地大块出租的方式,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富农大佃户居多,地主采取的剥削形式以地租剥削为主;低山丘陵区地权分散,多经营地主,租佃关系少,且多小块出租,自耕农占绝对优势,在剥削关系上也以雇工剥削为主。中共地方组织在贯彻中央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时,既要考虑当地特点,又要保证中央政策的执行,因此,不得不采取变通形式,针对平原区多大佃户的情况而采取“拔地”、针对低山丘陵区雇工经营发达的实际而采取“增资”,以及其他诸如“找工”、“借粮”、“找问题”、“开斗争会”等措施,使地主富农的地权及其他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使减租减息运动在客观上达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     

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

<正>目次绪论一"不封不树"与丧葬观念的转变及实践二"祭墓"、陶俑、牛车的兴起及其习俗变化三争议之中礼仪的渐变四正统建设中丧葬晋制的出现结语绪论文献记录和考古资料相吻合是一种理想的研究结果,考古学的意义在于通过真实的遗存弥补文献的缺失,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从而客观地展现历史。中国古代墓葬的演变存在周制、汉制与晋制,学者发现,汉、唐经历了由崇尚厚葬到倡导薄葬,再重厚葬的演变~([1])。周制、汉制及唐代丧葬制度已有讨论~([2]),晋制却少有研究~([3])。晋墓的探讨多以分区、分期、分类为目标~([4]),或是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农奴制度的存废、对农民让步的程度和改革的方式等问题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农奴制度坚决说"不",保守派则经历了由反对到被迫容忍废除农奴制度改革的转变。保守派坚持农民无土地获得自由,自由派则主张农民有土地获得解放,激进派并不满足于此,要求废除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任何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公有。保守派与自由派赞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激进派则认同自下而上的方式。各派别对改革法令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世纪徽州乡村的土地市场、信用机制与关系网络

18世纪以来的乡村土地市场发展出完善有序的土地收益分配结构,地权交易更多地表现为市场化行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地权交易的渠道、形式与信用机制。村落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地权交易造成不同影响,因此利用关系网络方法研究地权交易,可以反映社会关系网络在土地市场中的意义。以19世纪徽州歙县的两个村落为例,土地交易主要在亲属关系内发生,中人、代笔所代表的信用机制与交易类型相关,中人的信用保障在抵押借贷中更为重要。存在单个强势宗族的村落中,交易形式的偏好更多地受到亲属关系的约束;多个小宗族共居的村落中,亲属关系对选择不同交易形式的影响则较小。此外,半职业化的代笔人似乎也已在交易行为中出现。     

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

“关中模式”在资料匹配性、土地买卖频率、分析工具、区域社会特征认识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商榷。研究表明，有的地册只记载了村庄的某一田块，不能反映村庄整体的地权状况。另外，民国年问同地、同条件下的常田地权分配不均，和“关中模式”的特征不符。地册资料记载的土地买卖信息数量不全面，确定交易时间的上下限较困难，据此计算的土地买卖频率并不准确。利用吉尼系数进行地权分配研究存在局限性，吉尼系数高低并不能反映土地占有的具体状况。山、陕黄河沿岸区域社会特征的形成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外部压力所致，并不完全是由于村庄共同体束缚的内部压力。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建设性税制”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贫困、失业、财富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并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和政府的重视。针对上述问题,英国政府推行了与此前大不相同的税制改革。此次税制改革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因此被称为"建设性税制"改革。税制理论上,经历了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转变;税制结构上,经历了由间接税为主到直接税为主的变迁;税制原则上,开始实行累进征税;赋税用途上,由此前主要为政府筹得收入向开始注重税收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和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转变。通过考察此阶段英国的"建设性税制"改革有助于了解税制与社会政策及国家建设的关系。     

简评《广东土地契约文书》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买卖则反映了社会进程中地权所有制的变更和买卖方式的演变,它是社会经济形态最鲜明的体现。故历代的土地文书总被人们所珍视,成为研究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广东土地问题的研究向来比较薄弱,原因是资料的欠缺。近几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变动,土地契约大量散失,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因而在史志的编写工作中,难免会忽略对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