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议宋官窑青瓷

文献记载宋代有汴京、修内司、郊坛下三处官窑,由于北宋晚期有诏令汝州造青窑器之记且宫内大量使用汝瓷,遂有汝官窑之说。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了汝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三处窑址,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两宋官窑的材料。且有人把新发现的汝州张公巷青瓷窑址和北宋官窑联系起来。本文不仅是作者对考古所发现新材料的思考,也是对近年有关两宋官窑研究的综述。     

关于北宋官窑若干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北宋官窑的文献记载 宋代文献中涉及北宋官窑的史料只有两笔,其一是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中所收宋叶寘《坦斋笔衡》,另一是同为陶宗仪撰《说郛》中所收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两书所载略同,但有小异。据《南村辍耕录》①卷二十九引《坦斋笔衡》＂窑器＂条云：     

北宋官窑形成的文献考察

北宋官窑客观存在,地点在汴京。其性质属政和三年礼制局成立后,由礼制局制造所所辖的烧造陶瓷祭器(包括日用器)的机构,其产品为政和年间“新成礼器”的一部分。     

北宋官窑还不宜否定

读《文物》1998年第4期李辉柄先生《谈南宋官窑及相关问题》,对宋代官窑的历史考辨甚详,令人获益匪浅。只是其中否定北宋有官窑存在的论据似尚嫌不足,谨列以下几点,以就正于各位方家。     

部分传世哥窑是北宋官窑(下)

上篇通过部分传世哥窑诸多特点,论证为北宋官窑。哥窑名称最早记载于元末《至正直记》,这之前一直称其为宋官窑。传世哥窑不会是北宋官窑的唯一产品,极大可能是北宋官窑制作过程中存在有不开片、大开片和小开片等多种官釉(小开片被后人称为哥窑)。如果我们能找到北宋大开片官釉(现代称官窑),进行相互印证,就能进一步确认北宋官窑的存在和特征。     

北宋官窑研究现状的省思

本文从研究史的角度回顾了历来北宋官窑的研究情况。指出有关北宋官窑建置的宋代文献只有两笔,而宋元时期的汝窑记事亦仅十余则。其次,与北宋官窑相关的瓷窑考古,则包括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和汝州市张公巷窑。在这样窘困的条件之下,当今学界有关北宋官窑的种种推论和比附,其实无一说可予证实或证伪。宋元时期文献所见汝窑是否即今日所俗称的汝窑?已难实证。将传世的一群优质青瓷命定为汝窑,且留下图像可供检验的最早案例是十八世纪的乾隆皇帝,问题是,影响及今日的乾隆皇帝之判定是否正确无误?同样无从证明。     

高山仰止 小器大作——宋官窑青绿釉琮式笔洗赏析

<正>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北宋官窑瓷器造型丰富,大体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宫中陈设瓷,如瓶、炉、花盆等。二类是日常生活用瓷,如碗、盘杯、壶、洗等。三类是作为国家礼器的"礼器"瓷。这类瓷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玉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     

略谈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宋代官窑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以及考古发掘的局限性,致使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何为北宋官窑,北宋朝廷是否在都城汴京设置过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是否是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称谓是否准确,南宋官窑是否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何为文献上所说的内窑,老虎洞窑是修内司官窑还是文献上所说的续窑,等等。本文在对专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进行疏理的基础上,指出对宋代官窑瓷器的研究离不开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考古发掘资料,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才能最终解决上述问题。     

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官窑的比较研究——兼论张公巷窑的时代及性质

通过对汝窑、张公巷窑和南宋官窑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汝窑对宋室南渡后的宫廷用瓷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南宋官窑就是在继承汝瓷的基础上进而发展成为中国青瓷的颠峰。张公巷窑不是北宋官窑,它是金海陵王为营建汴京而命汝州烧造瓷器的窑场,其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特点,既反映了金代制瓷工艺的成就,也是不同民族融合的象征。     

“官窑”三题

中国古代宫廷用瓷的取得经历了"贡窑"、"制样需索"、"官窑"三种模式,时间上有先后也有重合。"官窑"是一种专称,由宫廷设置窑场,组织和管理生产并控制产品流向。从窑址发掘和文献记载的情况看,将废次品打碎后掩埋似乎并非官窑的一种制度,而是官窑处理废次品的一种偶然现象。南宋时,龙泉窑生产的黑胎厚釉青瓷与官窑产品非常相似,龙泉窑与官窑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     

“澄泥为范”说汝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和发掘,可谓中国陶瓷考古学史上一件大事。现在,即便掌握了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谓的"北宋官窑"仍是未解之谜,但是对于重新讨论,则是个很好的时机。作者将关注点置于清凉寺汝窑出土品中的陶范。它们制作极为精致,马上令人联想起关于南宋官窑"澄泥为范"的著名描述。作者认为,南宋官窑"澄泥为范"的目的不单是实现产品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满足朝廷制定的规格——"样"(官窑)。"澄泥为范"应该作为考量官窑的一项重要指标。若看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陶范,以碗、盘等器种的外模为代表,泥料极为致密,表面相当光滑,做工精细,生动诠释着"澄泥为范"的含义。实际上,南宋官窑的"澄泥为范"在北宋末期已经现身于汝窑,也就是说从汝窑开始到之后的官窑,构成了一个"澄泥为范"的谱系。汝窑窑址的发掘说明了当时生产不仅有陶范成型,还存在素烧成型、制品单一、满釉支烧、次品瘞埋(次品集中处理)等,都体现后世官窑的主要特征。《负暄杂录》、《坦斋笔衡》所记的北宋"官窑"仍是未解之谜,目前也无法结论,暂先不说北宋官窑的问题,重要的是,单看以上分析,汝窑实质上已经具足了作为官窑的条件。目前,虽无法断言汝窑的性质,但从本文所选的"澄泥为范"这一视角来看,至少可以确信,汝窑是宋代官窑青瓷谱系中应该靠前定位的一处重要窑场,真正意义上的宋代官窑青瓷发端于汝窑。     

宋代官窑瓷器之研究

宋官窑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而南宋窑又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之别。这种划分法是根据南宋·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与叶寘的《坦斋笔衡》的记载而沿用至今的,两书记载略同,但均佚。现将《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转引的《坦斋笔     

试谈北宋汴京官窑

在当代学术界,对于北宋后期御制瓷器的身世,即北宋官窑存在的真实性至今未有定论。反对者以未见窑址或少实物和传世品难以界定为由,否定北宋官窑的存在。类似观点,曾经强加于唐代秘色瓷、北宋汝瓷等如今已释疑的名贵瓷种。从考据学的角度讲,以窑口的搜寻作为判断瓷种存在与否的依据,看似严谨,实为形而上学,不利于启发人们的心智,有碍学术发展。众所周知,因靖康之难和其后的黄河改道,致使河洛一带许多地面遗迹无存,探寻艰难事出有因。这就需要我们后辈研究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去小心的求证。陈万里先生依据北宋徐兢“奉使高     

宋代官窑续论

宋代官窑是中国古代青瓷发展史的巅峰,然因文献记载不全以及出土资料匮乏,所以其真实面貌至今模糊不清,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宽阔的想像和研究的空间。作者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宋代官窑的研究,本文乃十年前发表的《宋代官窑探索》的续篇,以新的出土资料结合古籍记载,对宋代州府一级的官窑和朝廷掌控的官窑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独到的新见解。     

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下) 同李辉柄先生商榷

辨识北宋官窑瓷文物考证,讲究的是无证不信。大自然肆虐,把北宋汴京官窑遗址、连同古开封城一起深埋于六米深的地下。遗址在哪里?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坦言:“北宋官窑的窑址,现只知道‘汴京自置窑烧造’一点,至于究意在开封什么地方,则因为还没有发现它的烧造遗址,也就是还没有发现它的堆积碎片所在,故无法确定。”《中国陶瓷史》也道得率真:“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六公尺深处。开封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也难以进行,况且地面遗迹一点不见,也无从入手。几乎是无法取得实证。”     

宋代官窑的几个问题

宋代官窑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问题,尽管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不少问题尚未最终解决,如:北宋朝廷为什么命令汝州烧造青瓷?北宋朝廷亲自设窑的地点在何处?汝州张公巷窑是不是汝州新窑,即狭义的北宋官窑?南宋余姚官窑的地位以及与内窑等窑口的关系如何?乌泥窑位于何方?等等。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观点。     

北宋汴京相国寺书市新探

唐代以降,相国寺经历了从讲经传法的宗教场所到兼具宗教性和世俗性双重属性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至北宋最为辉煌。研究发现相国寺书市自宋神宗时期逐渐发展成为北宋汴京最重要的书籍贸易市场。相国寺书市位于弥勒殿与资圣阁之间的广场,每月八次开放,由士人售卖历史典籍和时人论著,主要消费对象是士人官吏。相国寺书市不仅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同时在北宋汴京发挥巨大的文化效应,共同推动了书市的繁荣。本文以相国寺书市为个案,综合考察了书市兴起的历史过程、书市概况以及影响书市的经济和文化因素,揭示了北宋汴京重要城市空间的价值,对深化历史经济地理和宋代城市史研究多有助益。     

两宋官窑研究概述

两宋官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因文献资料有限,有关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显不足,因此对相关问题始终聚讼不一,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对多年来的两宋官窑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别就官窑制度、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及与官窑密切相关的哥窑问题的研究做了概括性的叙述,意欲为读者描绘出两宋官窑研究的全貌。     

“南宋官窑”杂论

1989年第6期《东南文化》浙江文化专辑载有关于“南宋官窑”的论述多篇,各文引用的文献材料大致相同,但在阐释上各有各的论点,百家争鸣颇有新的突破.关于南宋官窑因其声誉较高,对它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兹就“南宋官窑”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     

南宋官窑新探

我国陶瓷业的发展,到了末代已达争奇斗艳,登峰造极的时代。在“贡瓷”生产的基础上,专为皇室烧瓷的官窑开始设置,南宋官窑则是杰出代表。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南宋已见,但后世传抄并臆加的不少,以致自相矛盾,使人模糊不清,颇多疑惑。迄今,对南宋官窑的研究,各家观点不一,莫衷一是。如实揭示南宋官窑,已成为当今陶瓷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研究课题。兹以古文献的记载,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对南宋官窑进行新的探讨。 一 南宋官窑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南宋叶真的《坦斋笔衡》或顾文荐的《负喧杂录》,这两部书都已佚,其文字分别见于元人笔记《辍耕录》和《说郛》引文中,两书文字基本相同。叶寘和顾文荐为当时民间文人,生卒年月已无从考稽。现据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引《坦斋笔衡》如下:“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地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