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鹰人家

一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有了驯鹰狩猎的习俗。唐代诗人王维《观猎》中的“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中的“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等诗句,便是对鹰猎场面的精彩描绘。如今,驯鹰狩猎的习俗已属罕见。不     

最后的狩猎部落鄂温克族

住着非常简陋的住房"仙人柱"(撮罗子),骑着高大威猛的驯鹿,常年穿行在深山密林中--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猎民的生活充满了神秘色彩,他们既是国家惟一允许狩猎的特殊群体,又是我国惟一饲养驯鹿的民族。日前,记者得知这里的猎民根据政府安排,将于年底全部搬迁到内蒙古根河市西郊的定居点时,便马上赶到这个即将"消失"的、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进行采访。     

唐代的畋猎弋射与丝绸之路

近三十多年来,在黄河流域发掘的某些唐代墓葬里发现了一些有关畋狩弋猎的文物。这些陶狩猎俑和壁画,对于研究当时贵族的畋游生活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应予以珍视。一.唐墓出土的有关狩猎的实物史料出土陶狩猎俑的墓葬有:唐右武卫将军使持节都督凉、甘、肃、伊、瓜、沙等六州诸军事凉州刺使上柱国同安郡开国公郑仁泰墓东、西第一龛出有男骑猎俑5件。其中有头戴红色风帽、面庞肥     

唐代墓葬中的胡人伎乐形象与唐代的乐籍制度

唐代墓葬中发现的体貌特征明显为胡人的伎乐形象反映了唐代乐籍制度下一个构成复杂、生活形态多样的边缘群体。这一群体凭借高超的乐舞才能在唐代从宫廷到民间的乐籍管理体系中呈现出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上的多层级关系,他们带来的西域各国乐舞技艺精华与唐代社会文化风尚相结合,生动诠释了唐代"礼乐治国"理念下胡乐胡舞的传播与融合过程。然而,这一群体在融入唐朝社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文化冲突使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了些许尴尬。     

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

正2016年12月出版/98.00元本书辑录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自21世纪以来发表的,新出土中国中古时期胡族文物研究的论文13篇。其中北朝、隋唐北方胡人墓志的考释文章4篇;隋唐时出土相关胡人的文物、"六胡州"及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文章4篇;相关胡人墓葬出土的"乐舞图像"中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文章2篇;全书附录则收入了笔者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章1篇。     

嘉绒藏族猎人吊鹿子

生活在大渡河上游崇山峻岭之间的嘉绒藏族,善骑射、好狩猎,并且有神秘的猎神崇拜。猎人中有一部份被称为“吊鹿子”的,他们主要依靠在鸟兽出没的山道上铺设绳套机关来捕获猎物,据称,他们还掌握有一套严密的咒语法术。吊鹿子们共同供奉的猎神叫“卓大山王”,他的神龛...     

汉画像石僧人骑象图辩误

近年来,涉及佛教早期传入中土图像的汉画论著,多将一些出自鲁南苏北地区的人物骑象图误释为"僧人骑象图"。图像上的人物多被发或戴尖顶帽,应为越人或胡人形象,且整体画面主要表现仙境、狩猎及武库场景,说明此类图像与佛教无涉。     

清代鄂温克族狩猎生产的发展变化

清代鄂温克族狩猎生产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狩猎生产工具的改进、猎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因之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效益的提高,商品交换关系的催化作用,推动和促进了鄂温克族狩猎生产的变化过程。     

唐代猎俑与狩猎活动

狩猎,古代也称作“田猎”、“畋猎”、“校猎”、“游猎”,“射猎”,“马猎”、“弋猎”等。最初 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自夏以来,历代统治把狩猎活动看作是顺四时的大礼,天子的田猎一年四季定期进行,还各有名目,《左传·隐公》中即有“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之称,并言“皆於农隙以讲事（武事）也。”通过狩猎一方面为飨祭宗庙祖先取得祭品,另一方面则练习骑射军旅。在狩猎中不仅能显示人的勇敢精神也检验了将士们互相配合的实战能力。     

定居化过程:文化碰撞的悲喜剧——1958年前后的鄂伦春社会

鄂伦春族做为狩猎文化共同体,游猎是文化的核心。考察该族近50多年历史,可以认为,由"游"到"定"——即政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组织实施的猎民定居,以及由此开始的"转产"历程,彻底拉开了狩猎文化前途和该群体生存前景问题的序幕。本文从狩猎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理论视角,重新梳理1958年前后政府动员推行的鄂伦春族定居化过程,辨析狩猎文化与急剧变化的环境的接触、碰撞形态,揭示其中可能的文化差异因素,从而为理解鄂伦春族及现代化潮流裹挟中小民族因传统而带来的特有的生存发展难题提供启发。     

“马负文豹”与草原游猎图像探析

豹猎是一项风靡内亚大陆皇家宫廷的狩猎活动,《元世祖出猎图》中的"马负文豹"即表现这一主题,而"马驮猎犬"和"马驮猞猁"应为衍生格套。该文通过勾稽几类草原游猎文化图像,分析文豹在狩猎活动中的作用和驾驭方式,对"马负文豹"展开文化史溯源,指出这种艺术形象具有非常典型的游猎文化特征,在内亚草原范围内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和共通性。     

丹青引

<正>西安,古时帝王之都。唐代的长安,更是人文荟萃之地,包括绘画在内的文化艺术发展到历史的高峰。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唐代帝王贵族墓葬壁画,被誉为"尘封的丹青",弥补了传世作品罕见的缺憾。而作为形象化的视觉载体,唐墓壁画与抽象无形的诗歌辞章相映成辉,共同见证大唐气象。"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尽显狩猎豪情;"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快绘马球竞技;"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只见胡舞腾旋;"千官扈从骊山北,万国     

唐代狩猎俑与狩猎活动

狩猎,古代也称作“田猎”、“畋猎”、“校猎”、“游猎”、“射猎”、“驰猎”、“弋猎”等。最初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自夏以来,历代统治者多把狩猎活动看作是顺四时的大礼,天子的田猎一年四季定期进行,还各有名目,《左传·隐公》中即有“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之称,并言“皆於农隙以讲事(武事)也”。通过狩猎一方面为飨祭宗庙祖先取得祭品,另一方面则练习骑射军旅。在狩猎中不仅能显示人的勇敢精神也检验了将士们互相配合的实战能力。因而狩猎既是一项国之大典,也是体现尚武精神的一种军事体育活动。战国时期,赵王的一次兴师布阵的田猎活动竞使魏王误以为大兵压境。秦汉以后,狩猎也成为帝王贵族悠闲享乐的一种娱乐活动,汉武帝刘彻即“以驰逐野兽为乐”。     

细说大唐“狩猎图”

<正>《说文解字》释义说:"狩,犬田也","猎,放猎逐禽也"。《左传·隐公五年》记有:"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蒐、苗、狝、狩皆田猎名,因四时而异,冬天打猎即为"狩"。《礼记·月令》则是:"执弓挟矢以猎"。综合古代文献记载而言,狩猎就是指采用一定的工具和方法猎取野生动物的活动。这种活动最大的特性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人"与"动物"这两个因素。     

记一件唐代执壶

记一件唐代执壶偶读唐诗,发现许多唐诗提及胡人乐舞,诸如“羯鼓声高众乐停”,“胡琴琵琶与羌笛”,以及“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等等。说到胡人乐舞,不由想起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一级文物唐代点褐彩贴伎乐人物执壶,其上贴塑的伎乐人物亦与胡人乐...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胡人”形象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的胡人形象大致可以归为胡商、胡兵、胡奴(随侍、门吏)、杂耍艺人、羽人五大类,其中胡奴出现最多,这或许与其地处边郡,战事频发,战后俘虏转化为奴仆有关。汉代民众看待胡人是一种非理性、不平等的态度:一方面将其贬斥为"夷""戎狄""虏""胡"等少数族裔;另一方面因胡人异于汉人的奇特外貌将之视为"祥瑞",与瑞兽一起受到民众的崇奉。胡人被赋予某种超越现实的神灵属性,以神仙的身份跻身于仙界,体现了汉代民众复杂矛盾的心理。     

新征集唐《罗州玠墓志》志主的胡人身份浅析

本文通过对新征集的唐代《罗州玠墓志》的内容进行分析与考证,还原志主罗州玠真实的胡人身份,探索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胡人的汉化过程,以及其在当时的生活情况,并为今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增添新的资料。     

客家猎神的发现与寻根

在客家研究的著述以及有关的古今地方志书中,都没有提到客家人的猎神。由于狩猎活动通常秘而不宣,与之相联系的猎神崇拜也就多了几分神秘而比较隐而不露。然而,猎神崇拜在客家人中确曾存在,并且,我们还可以在畲族寻得其根。     

唐墓壁画中的丝路乐舞

唐朝由于以西域诸国为主的外族乐舞大量涌入并与汉族乐舞交流、互鉴、融合,使中国乐舞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在墓室中绘制乐舞图既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所模拟的内宅家居场景增添了享乐气氛。乐舞图中的乐舞伎或完全是胡人形象,或胡汉掺杂,或胡人形象着唐代服装;从乐器的组合来看,多以胡地乐器为主或胡汉相间;所演奏的音乐亦多具西域风格或改造过的"胡部新声"。说明胡乐胡舞与中原传统乐舞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乐舞是唐代社会流行乐舞的主流,而流行乐舞的规模又以小型为主。     

胡服盛行与女着男装——论唐代前期服饰风尚与女性社会地位关系

胡服盛行和女着男装是唐代妇女服饰的一个独特景象。从胡风元素在初唐女性服饰中的承继发展,到因丝绸之路繁荣而带来的胡人服饰的流行,再到安史之乱后胡风元素逐渐消失,这一景象和过程体现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唐人开放包容的社会心理、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唐代女性的审美观念以及政治事件、民族关系对潮流风尚的影响。但从其仅流行于安史之乱以前的身份较低的阶层以及唐代服饰风尚的变化和社会活动变化的不一致来看,很难与唐代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女性社会地位之提升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