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环境与庶民的时间生活——以河陇节庆习俗的地域结构为例(1616-1949)

社会经济环境与中国传统庶民的时间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因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而进展不大。本文以清代至民国时期河陇节庆习俗的地域结构为例,细致地梳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传统中国庶民的时间生活,因农耕渔猎作息而逐渐形成日常规律与习惯,所以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并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时间生活方式。这一点与宗教发达地区以宗教节日为庶民的时间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异,无论从节庆习俗传播地域适应性、还是传播的人群适应性,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比。     

新华街:民国北京城改造个案述评

民国初年,在北京城的改造中,南、北新华街的开辟是一个重要案例,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新华街与一些配套工程尤其是新的南城香厂"模范区"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城市街区系统,这个街区系统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王朝时代之城市空间的格局,几近成为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先驱。不过,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定,特别是首都的南迁,新华街—香厂街区的发展未能持久,而最终衰落。新华街计划的实践,为认识近代北京城市形态及空间结构的变局,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点。在这一经验中,既可以看到城市改造的方向,也可以看到北京城传统空间特征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     

"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

20世纪上半期是1940年以降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从法律的近代化转型看,这一时期则更具有典型性。考察这一时期法律近代化转型,可以观察到这一过程有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向或说特征,即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是使中国法律外倾西方化的“变”,另一方面又是使被引进和移植的法律内倾中国化的“不变”。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而却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问题,似乎有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的必要。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改革

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的迅猛发展和城市政治体制的缺陷造成城市社会形势的严重恶化和腐败行为的泛滥,从而引发了城市政治改革运动的兴起。改革家虽然都出身于中上层阶级,但改革的方向有多种,改革的支持也复杂多样。总体来说,城市政治改革的进行实现了城市政治体制的重大发展,增强了城市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政治腐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20世纪前期天津水供给与城市生活的变迁

自来水的出现对近代城市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促进了城市市政体系的形成。天津作为一个商埠城市,租界的存在和城市行政的分割,使得水供给逐渐形成两大系统。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市政制度,使自来水以不同的方式被城市社会接受。在租界,自来水的供给是近代化社区形成的基础,在老城区,自来水的传入更多表现出传统与新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然而无论如何,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伴随着自来水进入人们的生活,健康、卫生等新的观念逐步被接受,近代城市生活方式逐渐形成。     

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导致在新式知识分子中,同时出现了破除省籍界限的“非省界”和筹备边疆的“筹边建省”的议论。表面看似矛盾对立的两种思潮,实际上却针对传统领土观念的两大障碍——“村落’’思想和“屏藩’’意识,本质上表现出以国家为最高忠诚对象和国家一体化的整体要求,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建构作用的一面,也表明清季新式知识分子民族国家观念尤其是领土观念的日趋成熟。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20世纪初天津的金融风潮及其应对机制

20世纪最初的十年 ,天津金融市场接连发生六七次金融风潮。这些金融风潮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和背景 ,但其深层次原因在于 ,在天津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自身发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业基础的脆弱 ,金融制度的混乱及制度变迁的滞后。面对一次次金融风潮 ,天津官商共同寻求应对策略 ,但更多的是针对性的对策 ,而较少具有根本意义的制度性建设。这一切都表明天津金融市场面临这样的变局所显现出的明显的不适应     

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主题变迁

在实地田野考察和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论述了其从传统地方性到新式统一性再到本土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使得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从华人移民音乐成长为华族音乐文化,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变迁中,社团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     

A Palaeopathological Assessment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Khoesan

Since the arrival of Dutch colonists in the Cape of Good Hope, South Africa, Khoesan populations were subjected to seve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rginalisation and often fell prey to racial conflict. These circumstances persisted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uring which an astonishing number of Khoesan skeletons were transported from South Africa to various locations in Europe, as at the tim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competed to obtain these remai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Khoesan. Skeletal remains housed in two different European institutions were studied. The sample comprised 140 specimens from the Rudolf Pöch Skeletal Collection in Vienna, Austria, and 15 specimens from the Musée de l'Homme in Paris, France. These individuals represent both sexes and were aged between newborn and 75 years, with 54 being younger than 20 years of age. Results indicated high levels of typical disease conditions associated with groups under stress, such as periostitis, cribra orbitalia and porotic hyperostosis. Treponemal disease, rickets, osteoarthritis and trauma were also encountered amongst other more specific indicators of health and disease. This study provided additional knowledge on the health status and lives of the Khoesan people during this turbulent period and created new awareness regarding a group of severely mistreated individuals. Copyright © 2014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