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查询到20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93 毫秒
1.
2.
1916年停兑风潮始末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停兑风潮之缘起 袁世凯统治时期,由于连年内战,军费开支浩繁,外债还本付息,需款很大,他又为恢复帝制动用公款,国库早已空虚。帝制失败,各省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北京政府势力日益衰落相呼应,财政也陷入了极度困顿之中。1916年度中央预算中,总计岁入31517万元,岁出30017万元,收支相抵尚余1500万元。但实际上,岁入中约有8000余万元是很难兑现的虚数,而岁出中还有未核入的新增支出之款,因此,估计1916年亏数当在8000万元以上。当年各省解款预算原为4231万元,由于各省纷纷借故要求减免,结… 相似文献
3.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状态,其中财政形势最为险恶紧迫。1894年,清政府财政还有盈余近80万两.以后由于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庞大的内外债务本息.加上无形“镑亏”损失,清政府财政转为赤字.并且赤字逐年上升。据统计,1899年,赤字为1292万两;1901年,赤字为1300万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赤字高达1729万两。造成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就是“镑亏”。[编者按] 相似文献
4.
四、掌握山西武力铺垫升迁路阎锡山等人回国之时,山西已给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革命者提供了一个活动的舞台。自阎锡山1904年赴日留学之后五年中,山西和全国一样,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把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分摊到各省,山西每年负担赔款116万两,有 相似文献
5.
刘利平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3):102-114,149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相似文献
6.
庚子赔款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俄、英、德、日、美、法等11个国家于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大宗赔款,总数达4.5亿两,分39年偿付,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00多万两,尚不计地方赔款2000余万两。这是对中国的一次空前勒索;当时清政府年收入才8800余万两, 相似文献
7.
8.
9.
孔祥熙关于1937-1939年财政实况的密报(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四、内外债务概况抗战以前,国库收支历感不敷,均恃债款以资挹注,加以从前积欠,内外债赔款为数已巨,故截至二十六年六月底止,合新旧内外债赔款所欠本金,已达二十七万四千余万元。抗战迄今二十二个月间,为调度库款,弥补亏短计,复陆续发行短期库券,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赈济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等,约共二十四万余万元。除向国内外商民募集现款一部分外,其余均暂由国内银行抵押借垫。至建设公债及军需公债经中央核定,各发 相似文献
10.
11.
学界一般认为,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公开决裂。事实上,从1915年9月到12月,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一定程度的工作联系。梁启超曾三度给袁世凯写信并向袁递交辞呈和病呈,还两度公开发表文章劝阻帝制运动。梁这样做,既有规劝袁世凯制止帝制运动、打探其对帝制运动真实态度之用意,又有麻痹袁以便于谋划讨袁斗争之效用。袁世凯对梁启超1915年9月1日来信未作回复,但也不便公开对梁施压。梁启超曾说,袁世凯贿赂他20万元,让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说法不合逻辑。梁10月7日致信袁世凯表示对帝制问题不再"论列",袁复信委婉地表示了称帝的愿望。12月12日,梁启超第三次给袁写信劝阻帝制,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称帝。 相似文献
12.
13.
14.
(一)明治维新后,在近代化路途中大步疾进的日本,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自1877年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至1881年止,政府发放不兑换纸币、兑换纸币共1亿3,030,9万日元。当时政府岁入总值约等手70万两黄金,而流通纸币折合黄金约284万两。纸币质劣,周转壅塞,由此可见一斑。1881年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 相似文献
15.
正清代户部银库负责收储各省在留支与协济之外解交户部的余剩银两,在康熙中叶至道光季年之前,其库存一项长期保持在一千多万两至八千余万两之间,成为全国财政储备金的主体部分,在整体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廷很快陷入入不敷出、库储殆尽的绝境。由于战争期间各省例行呈报的收支报销册籍或者焚于战火,或者展限,未有呈报户部者甚多,但户部银库的黄册造销并未有间断,因而在关于咸丰时 相似文献
16.
17.
胡雪岩(1823—1885),安徽绩溪人,清末大资本家。初年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又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他依仗清政府和湘军的权势,运用其超人的商业智慧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在杭州开设庆余堂药店,并经营和垄断江浙的出口丝业,获利颇巨。成为富甲江南的“红顶商人”。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胡雪岩的资产已达2000万银两以上,田地万亩。被世人称为“胡财神”。当时连浙江巡抚也要在大门外下轿。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有功,受朝廷嘉奖,封布政使衔,赐红顶帽,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 相似文献
18.
19.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