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鱼形青铜信符

几年前,在滨海边区游击队区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耕作之后的土地上,当地学生们发现了一件青铜铸造的信符(见图)。这件青铜信符的外表为一面凸起并雕成鱼的形状。学生们将铜符交给了游击队城的雕刻家С·Н·戈尔宾科。后来,该符为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志学研究所的中世纪考古研究室获得,保存至今。该信符保存得十分完好,表面有薄薄的铜锈,     

漫话辽金时期的符牌制度

符牌是古代皇帝或朝廷传达命令、调动军马的凭证。符牌制度完善于唐,盛行于宋、辽、金、元各代,相袭沿用,成为国家重要典章制度之一。唐代以前以虎形为兵符,故称虎符。朝代更迭,虎符不变,仅是文字和纹饰各有不同,秦代虎符文字错金,汉代虎符多错银,西晋虎符通体有虎斑条纹,刻纹于背、胸前或符阴,东晋则凿款。唐代罢隋代竹使符,启用银菟符,后又改用可以佩带的鱼符。     

明清《广东通志》关于汉代岭南职官的讹误与重构

明清六种《广东通志》所记汉代岭南职官,包括汉代交州(交趾)刺史、诸郡太守、郡丞、郡主薄、县令、县长以及交趾部别驾、治中、都尉等,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汉代岭南职官的类型。但各本对汉代岭南职官的整理多有讹误,甚至出现了重新构造个别官吏生平事迹的现象,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汉代的“发兵”制度

汉代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节、羽檄、诏书。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     

符及符的使用

符是古代常用的信用凭证。“符,信也。谓分而合之曰符。字从竹。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为信。”即古人对符的确切描述（《玄应音义·卷十》）。目前,无论从已知文献还是现存实物看,符的使用范围都限于官方。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调兵遣将的兵符了。此符在前秦及秦汉时多为虎形,     

汉代刑徒兵考略

汉代兵制的变化除体现在征兵制逐渐为募兵制所取代外,刑徒兵的大量使用,并由临时性征发演变为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文献记载和汉简材料的综合分析,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 汉代刑徒从军的由来及东汉广泛使用刑徒兵的原因;(2) 汉代刑徒兵的应役范围;(3) 广泛使用刑徒兵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     

记右玉县出土的胡傅温酒樽

汉代被称为“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后闪光点”。尽管当时儒家与经学重“礼”的思想十分盛行,但商周青铜的尚鬼、森严、狞厉而又繁富细致的风格还是逐渐被相对注重人性、自然、写实的质朴艺术风格所取代。因此,铜器到了汉代摆脱了礼器程式化的威严神秘,转而向返璞归真的实用器型发展。同时,制作特点也不如商、周、战国时期的多饰以花纹,而以素器最为流行。或仅有简练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而上流社会使用的器具仍比较华贵,或施以鎏金,或装饰以金银错川。陈设于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的这对胡傅温酒樽,便是汉代鎏金铜器的精品。     

从三杨庄遗址考古发现谈汉代吉语文字瓦当的使用

汉代吉语文字瓦当大量使用于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已较少使用。汉长安城内外皇家宫廷、离宫、陵寝及中央官署、机构等建筑上吉语文字瓦当使用数量和种类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地方诸侯国及地方城邑内各类建筑上使用的吉语瓦当较少,内容多集中在"千秋万岁"或类似的内涵。以三杨庄遗址第二处宅院为代表的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较富裕者的住房上也使用"益寿万岁"等吉语文字瓦当。汉代对吉语文字瓦当的使用可能没有十分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对使用者身份、地位等有一定的限制。     

蒙元时期符牌浅析

蒙元帝国从铁木真称汗(1206年)到蒙古族再次进入部族分裂、割据的局面(1399年)经历了近两个世纪,创造了诸多的丰功伟绩。符牌是他们借鉴其他民族的管理制度,结合自身实际应运而生的一种政治管理手段。蒙元时期的符牌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历史文化。本文对已经公开发表的实物资料进行比较分析,进行等级排序;并对该时期使用符牌的原因及其编号字头的来源进行考证。     

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

中国古人的时间观念和计时方法,主要起源于对太阳的观察。汉代大致使用日钟和水钟两类计时器①;前者包括土圭、表和日晷,后者包括沉箭漏、浮箭漏和简易的田漏等。汉代采用以水钟为主的计时体系,但水钟必须依赖日钟来校准。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汉代的表与刻漏的形制及使用情况,并追索它们在汉简资料中的踪迹。     

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

汉代实行分封制,册命诸侯王是汉代国家隆重的典礼。册命前,时间要经过选择,还要勘验地图。隆重的册命仪式,西汉是在宗庙举行的;东汉虽不在宗庙举行,但也要告庙。仪式不仅有从前代继承而来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授受茅土,而且还要读册与授玺。汉代诸侯王册书虽是在西汉武帝时出现的,但和前代内容具有明显的承继性,既有对册命时间、地点的说明,也有对册命者的勉励与训诫,这种承继性与册书的职能密切相关。虽然汉代分封制与周代分封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册书从诞生之日起所承担的授爵职能在汉代一直保留。     

汉代砖瓦窑的建造使用及数值模拟

春秋战国以来砖瓦窑业趋于繁荣成熟,建筑材料需求量的增多促使出现了大量砖瓦窑,汉代是砖瓦窑结构趋于成熟和稳定的重要时期,因此研究汉代砖瓦窑的功能结构变化关系对揭示中国古代窑炉结构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在前人对汉代砖瓦窑的结构变化研究基础上,使用计算流体软件FLUENT模拟砖瓦窑内流场和温度场,以河南省焦作市苏蔺村汉代窑址Y6和洛阳东周王城十一号窑为例分别进行数值模拟,从流体力学和热力学的角度分析汉代砖瓦窑内烟气的流动情况。结果表明多烟道窑较单烟道窑更具保温的优势,解释了汉代砖瓦窑结构变化的逻辑。     

汉代墓室建筑装饰与随葬品的关系

汉代墓室建筑装饰,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汉代人在使用这些题材内容时,是有选择的,与墓葬随葬品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本分析了汉代人墓室建筑装饰题材内容的倾向性选择,认为墓室建筑装饰丰富了墓室的内容,同时也替代了部分随葬     

徐信符与广东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徐信符(1879-1948),名绍棨。广东番禺人。近代广东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和文献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广东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对岭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

2009年昆山市文物管理所在1997年少卿山遗址灰坑(M9)出土品当中,于破碎玉璧残片上发现两枚刻符,其中一枚杆状立鸟形刻符在以往所发现的刻符形态中从未出现。良渚玉器刻符在历年田野考古发掘中鲜少发现,此次发现的两枚刻符不仅保留有清晰的层位关系,其所属单位的遗迹现象及伴出物也较为丰富,对于该灰坑(M9)地性质的再认识意义重大。此次杆状立鸟形刻符的发现,还为良渚时期鸟形以及立鸟形态器具使用情况的研究,提供了组合形态方面的重要佐证。     

从“中耕图”看南阳汉代铁农具

汉代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时代。人们以往对汉代历史的研究,多是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及实物等方面入手进行论证。本文试从一幅汉画像石着手,通过画像反映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对汉代南阳铁农具进行论述,进而对南阳汉代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情况有更深的了解．一、"中耕图"所反映的铁农具河南是全国汉画像石出上较多的地区之一,而南阳又是河南汉画像石的集中地．南阳汉画像石制作精美、构图严谨,内容丰富,可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1994年3月,南阳市…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考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碑文作“苻”,两《唐书》作“符”.《金石文字记》对此有议论,定其为“符”姓.《金石萃编》、《陕西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环宇访碑录》等据碑文引录为“苻”.可见此碑主姓氏尚无定论.符璘事迹,两《唐书》俱入《忠义传》.碑文与《传》比较,碑文详而《传》略.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时,是否见过《符璘碑》拓本.未见史载.然《传》所记多与碑文相同,可     

江苏盱眙小云山一号墓出土漆器及铭文考

江苏省盱眙县东阳小云山一号墓出土精美漆器100余件,很多带有漆书铭文,有"寿万岁、宛乐未央、人符(富)贵""巨田万岁""东阳庐里巨田侯外家"三种,其中后两种铭文涉及了汉代地理、爵位及墓主人生前地位与家族等信息。     

山西太符观:道教建筑及其世界观缩影

正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起源于我国古老的民间原始的鬼神信仰和巫术观念,含有较多巫术行为和浓厚的多神崇拜色彩,神祗系统庞大而复杂。坐落于山西汾阳市城区东北17公里处的杏花镇上庙村北的道教道场太符观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系统。"太符"之名不见他处,道教文献中也无此提法,揣之约为宋徽宗为玉皇大帝上圣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吴天玉皇上帝"中"太上开天执     

故宫太和殿的镇殿之宝

中国古代皇家拿什么来镇殿?近日,在太和殿300年大修之际,故宫披露了太和殿中隐藏的五座神秘符牌。这五座符牌,以太和殿正中悬轩辕镜正上方的藻井平台中央所供符牌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