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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5日,我带着浙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录取通知书,从家乡诸暨乘火车到金华报到,很快学校改名为华东军区军政大学浙江分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时任浙江军区兼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分校校长的王必成,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训话。从此我成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直至1988年退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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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黄洋界保卫战以后,调任红四军教导队任区队长。红军教导队是1927年底成立的,可以算得上是我军第一所干部学校,队长吕赤,四川人,共产党员,第四期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我父亲和陈伯钧都是区队长兼教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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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文学队,之后随军进军西北、西南。成都解放几个月后,我由军管会文教科调往川北中江县,参加了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第七兵团的工作团。这个兵团的司令是我的山东老乡裴昌会,他宣布起义时奉我军之命防守成都。我下到第一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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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969年1月,林彪发出"第1号战备令",要求在京的机关、团体和院校的职工紧急疏散。我所在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除留下少数造反派继续监管仍被关押审查的"重点对象"外,大部分职工都携带家属下放到湖北省沙洋"五七干校"②,同时将户口迁至沙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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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初,渡江战役进入第三阶段。总前委根据战局发展,令第三野战军集中第九、第十兵团及第八兵团一部攻取上海,歼灭该地之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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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上《知情者谈饶漱石》一文,想起早年见饶漱石的印象和艾丁晚年谈饶漱石。艾丁是我的老领导,我与他的接触属于不疏不密的君子之交。1951年初,我由三野司令部青年干部学校结业,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工作,当时艾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的秘书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处长。我初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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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来到志愿军总部罗立斌从1951年初到1958年秋,我当了将近8年的志愿军。其间,经历过三个工作岗位,差不多是"三二制"。停战前,我是第十九兵团一个师的政治委员;停战后,我到志愿军政治部工作近三年;撤军前两年,我又到第二十兵团负责政治部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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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方文物》2011,(1):9-12
1976年5月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今宝泉岭农管局、绥滨县二九○农场)在水利规划调查中,水利办工作人员王业安等在八团一连耕地风蚀沙地上发现大量古代遗物。随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前往绥滨县现场了解情况。在合江地区文教局与绥滨县文教科、八团组织股协助下,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孙秀仁、谭英杰同志于同年7月下旬对遗址进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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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黄维,蒋介石的爱将,虽与共产党人多有接触,却最终不能被"赤化",但我党对他是仁至义尽,这也算一段佳话吧。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下辖四个正规军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全兵团清一色美械装备,堪称"中原第一王牌"。该兵团主帅黄维虽然"书生"气十足、大有"纸上谈兵"之嫌,但他曾先后两次随蒋介石东征。抗日战争中,他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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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三月的扬州,桃红柳绿,春意益然,让人流连忘返。1984年春,开国上将陈士榘来到扬州。陈将军这次下扬州可不是为了欣赏扬州的美景,而是为了寻访当年渡江战役中八兵团指挥部的旧址。作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的司令员,他对渡江战役的这一段历史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充满了怀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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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间,旌德地下党先后动员了20多位进步知识青年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到了军部教导队以后,我被分到第六队。队部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军装、一副绑腿、一条薄薄的棉被、一支步枪和若干发子弹、一条米袋子和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这样,我们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军人了。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干部学校,专门训练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教导队为什么不采用“抗大”分校的名称呢?这是由于当时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不准我们办“抗大”式的干部学校,不准我们发展抗日力量故只能以教导总队名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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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我参加了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路军教导营。同年,我任教导营营部勤务班班长。1936年初,杨虎城签署指令,将我调入卫士队。当时,卫士队队长是白志钧,队副是李承德,第一分队队长是王彦春,第二分队队长是阎子成。杨虎城的随从副官有王华亭、王金鏊等,勤务兵有杨鸿升、苏廷瑞等。同年6月,我任卫士队第二分队第四班副班长。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