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句丽存在山上王与否的问题——与杨通方同志商榷

1981年,杨通方同志发表了《高句丽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的文章,此文根据好太王(亦云广开土王)碑文、《三国志·魏志》中的有关记载,提出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多误载了两世国王。……山上王延优是误载中的二国王之一”,在高句丽历史上“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等看法。拜读之后,受益非浅。但笔者认为,杨通方同志的观点缺乏科学根据。不能使人信服。 笔者为进一步搞清高句丽王朝世系,搞清高句丽是否有过山上王(这对学习和研究整个高句丽史具有重要意义),提出以下看法。与杨通方同志商榷。     

对歪曲高句丽王系和王号的批判——以《高句丽史与东亚》的相关叙述为中心

伟大领导金正日同志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批判地对待过去的历史资料,并且要在正确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的基础上方予使用。”所谓高句丽的王系问题,可以说是高句丽有过几代王,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怎么样的问题;而所谓高句丽的王号问题,则可说是高句丽有无固有的君主称号,以及高句丽的“王”的称号最初使用于何时,高句丽王是否称过“大王”、“帝”(皇帝)等的问题。     

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

好太王碑所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是迄今所知对广开土王王号最完整的记录,这一复合型称号,可分解为表示王陵所在地的“国冈上”、有谧号性质的“广开土境平安好”以及表示官称的“太王”三个部分,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同的来源,发挥不同的功能。至迟从广开土王时代开始,一个故去的高句丽王的正式王号应该包含有这三个部分。研究显示,包括《三国史记》、墨书墓志和金石刻铭在内的高句丽史料,对故王称号记录存在较为随意或随机的情况。从广开土王的“永乐太王”称号可知,长寿王之前的高句丽王生前都拥有源自内亚传统的王号,表明了高句丽官号制度的多元传统。从这个角度观察高句丽的王号制度,还有助於我们观察古代东亚多语言社会襄书写语言所发挥的政治功能．     

从高句丽壁画中的战争题材,看高句丽军队与战争

高句丽人“性凶急,喜寇钞”,长于山林骑射。高句丽军队更是一支颇具素质、能攻善守的北方劲旅。唯其如此,王莽曾征调高句丽兵伐胡——这时是公元一世纪初,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不久。在高句丽国家七百零五年的历史中,这支军队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的考验,不断成长壮大。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在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的统治之下,高句丽军队同这个国家一样,发展到空前强大的阶段。好太王亲自率领他的军     

高句丽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论朝鲜《三国史记》有关高句丽君主世系问题

本文作者根据《三国志》及有关考古资料,论证朝鲜《三国史记》中多误载了二世国王的世系,其中之一就是《三国史记》中记载的高句丽第十世王——山上王延优。 纪传体史籍的历史事件,是以君主世系这一线索贯连起来的。高句丽君主世系的记载正确与否,关系到历史事件的时间正确与否,正确阐明《三国史记》中关于高句丽君主世系错误之所在,对由此而引起的有关高句丽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的紊乱,将可起到澄清的作用。     

日本《会余录》对好太王碑发现的误记

1889年日本《会余录》第五集出版,其中收入了《高句丽碑出土记》《高句丽古碑文》等文章和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局部图片。其中《高句丽碑出土记》记载了好太王碑的地理位置、保存状况、碑文情况以及附近的高句丽王陵。对于当地地名和碑石出土情况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在碑相关尺寸、文字刻写以及将军坟的构造上都存在着失误。对学界的研究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应当予以澄清。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关于渤日交聘中的"高丽国"问题

在渤、日交往中,日方为迫使渤海称藩,既硬说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又编造了高句丽曾“臣属”于己的神话,并强称渤海使为“高丽使”、渤海王为“高丽国王”。这都遭到了渤方的抵制和反对,于是双方间就所谓的“高丽国”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和斗争。最后日方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认输,终于放弃了对渤海人的“高丽”称谓。     

关于“天孙”的理解

朝鲜学者朴时亨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一文中,以日本文献所记的渤海文王大钦茂致日本王的国书中曾“自称”过“天孙”为由,并同传说中高句丽始祖朱蒙之父是“天帝之子”相联系,认为渤海王室是对高句丽王室血统的直接继承。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下述看法与朴氏商榷。首先,“天子”并非高句丽王之专有称号。据《辞源》所记:“古以君权为神授,谓君主秉承天意治理人民,故称天子。”《诗·大雅》常武篇也有“徐方既同,天子之功”的记     

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好太王碑》碑拓赏析

好太王碑立于东晋义熙十年(414年),是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第十九代“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征战功绩所立的墓碑,距今已有1580多年的历史了。此碑现立于吉林省集安县大王乡,为目前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碑刻之一。……     

高句丽文物古迹四题

<正> 吉林省集安市区是东北古代民族高句丽的故都(公元3—427年),这里保存着闻名中外的好太王碑,古墓壁画以及大量珍贵的高句丽文物。以往的著述中,尚存在一些讹误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受命任馆以来,着意搜求,竟有所得。今择其要,叙述于后。 一、太王陵的方向 太王陵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陵墓,位于集安市东北四公里禹山南麓岗地上。当年高句丽人称此为“国岗”。陵东北约200米处矗立好太王碑,端庄汉隶,凿凿可证。太王陵是一座规模较大     

关于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的考古与民族学考察

本文就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的考古发现,从考 古和民族学角度,提出以下主要看法：1．万发拨子遗址所处浑江中上游,应为“高句丽先 世”貊人故地;2．遗址中土坑石椁(棺)墓与大石盖墓、积石墓共存,反映了西汉高句丽建 国前,辽东“　　　”与“貊”文化的交汇;3．遗址“二期”三足器的存在,主要反映了“西团山文化”的影响所及;4．以“三、四、五”期为代表的主体文化内涵,是“二江”流域“前高句丽”时期的貊族(高夷)青铜文化遗存;5．万发拨子遗址的“环山围沟(壕)”,是高句丽城邑出现前,貊部(高夷)氏族聚落的代表类型。在高句丽建国前,不存在“古句丽国”。     

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问题--兼评《朱蒙之死新探》

<汉书·王莽传>记载了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而引发了新莽军队与高句丽之间的冲突.高句丽兵杀死辽西大尹田谭,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学界对此段史料的理解不同.最新看法认为"高句丽侯驺"即是高句丽王邹牟--朱蒙.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并根据中外历史文献记载和好太王碑文列出6条理由,证明严尤所杀"高句丽侯驺"不是高句丽王,更不是邹牟、朱蒙.同时,以好太王碑文等考古资料与正史<高句丽传>史料证明<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王系是可信的.     

东夫余考

中国正史为之立传的夫余即朝鲜史籍中的北夫余,由其中迁出的东夫余最初立国于东沃沮分布区的北部,约相当于今朝鲜虚川江流域东至海的地域,高句丽始祖朱蒙即出自东夫余。公元1世纪,高句丽已经征服东夫余,但在毌丘俭征高句丽之后,东夫余又游离于高句丽的统治之外,至410年好太王重新征服东夫余,使之成为高句丽的属国,至494年东夫余最终灭亡。     

高句丽国名臆测

已知的高句丽的语言资料主要见于金富轼《三国史记》,而中国史书也保存了一些宝贵的语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国志》所记“沟凄者句丽名城也”。研究者已发现,《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最常见的“忽”,以及高句丽之“句丽（骊）”,都是“沟凄”之异译,其语源就是“城”。而高句丽之“高”,是高句丽语的“山”,在《三国史记》所记地名中常作“达”。因此“高句丽”的语源应该就是“山城”。     

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

高句丽政权自公元前37年创始,至公元668年灭于唐,共经705年的时间,按其都城迁徙,可分为初、中、后三期。初、中期的分界线在琉璃明王二十二年((?)年)“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①时;中、后期的分界线在长寿王十五年(427年)“移都平壤”时。本文所要论述的不是后期的都城,而是初期和中期的都城。关于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中外学者讨论多次,有的已取得一致看法,有的至今还有疑点。近年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增添了一些体会,现整理串通成文,求教于大家。     

高句丽广开土王陵比定论的再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集安县是高句丽中期王都的故地,史迹极为丰富,其中著名的第十九代王广开土王的陵碑屹立在此地。作为中期的王都,据《三国史记》记载,从高句丽第十代山上王于209年将都城从桓仁迁到集安,当时的丸都以后,到第二十代长寿王427年将都城迁到平壤为止,有二百多年。属于这个时期或前后期的坟墓有一万多座。集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是明治十六年末(1883)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酒匈景信中尉带回日本的好太王陵碑的双沟加墨本。近年来,昭和47年(1972)李进熙认为碑文是经酒匈景和参谋本部有意窜改,在碑面上保留涂上石灰石而被窜改的文字。     

玄菟郡经略夫余微议

夫余国是今吉林省境内建国最早的奴隶制政权。从玄菟郡代管夫余王葬用玉匣、玄菟郡二次调派夫余军队征讨高句丽、夫余对玄菟郡的叛附三方面解析了玄菟郡对夫余的经略,意在阐明夫余自立国伊始即为隶属于中原中央王朝的东北古代地方民族政权。     

《魏书·高句丽传》疆域与人口史料辨析

《魏书·高句丽传》中疆域与人口史料与其他史书的不同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表达方式上,它借用北魏出使高句丽的使者之口加以描述;第二,时间断线上,它具体所指是高句丽好太王时期的疆域与人口;第三,本身特性上,它具有动态变化性,是《魏书·高句丽传》的特色史料。由此,笔者以《魏书·高句丽传》为依据,辨析其中的疆域与人口史料内涵。     

好太王碑研究综述

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王朝第19代王,全谥“国冈上广开上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碑址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县太王乡.碑建于414年(晋安帝义熙九年、高句丽长寿王二年),它与198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发现的鲜卑石室所刻祭祖文,合称中国东北地方古文献中的“南碑北石”.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具有珍贵的、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而在中国东北地方古文献及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