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夔龙与“老庆记公司”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号庸安居士,是贵州籍在清末官位最高享年最长的人,1901年后陈夔龙历任河南布政使、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和湖广总督等要职,他在宣统元年（1909）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官居一品;清亡后在上海当寓公,直至解放前夕才去世,整整活了九十余岁。他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自称三朝老臣,期不负厚恩。他起于寒士,又是汉族,但是却能官运亨通,其中与奕劻有着莫大的关系。     

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历任直隶总督等职。陈夔龙是清末高级官僚,起于寒士,官运亨通,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民国时期,是当时著名的故清遗老。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小石、韶石,号庸庵、庸叟、花近楼主,贵州贵阳人。八岁丧父,家境贫寒,困境中苦读书,于清光绪元年(1875)考取举人第一名解元。曾为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幕僚。十二年(1886)参加全国会试,中三甲五名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尹、大理寺卿等。二十六年(1900)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陈被任命为留…     

陈夔龙及其《梦蕉亭杂记》

陈夔龙及其《梦蕉亭杂记》马秀娟晚清末任直督陈夔龙所著《梦蕉亭杂记》,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书,以往对它研究不多,本文试图对其人其书作一简要介绍与评价。一、陈夔龙生平简介陈夔龙（１８５５－１９４８年）,字筱石,号庸庵,别号庸庵居士,贵州贵筑（今贵阳）...     

三朝元老

历经同治、光绪、宣统的“三朝元老”陈夔龙,在晚清入朝为官的贵州人中有“三最”之称：官最大,曾任全国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诗最多,一生出过几十本诗集;寿最高,活到90多岁。     

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夔龙

陈夔龙是清季政局中的关键人物,然“时抱慊慊之惧,而不愿居赫赫之名”。1909年11月调任直隶总督。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政治态度极为保守的陈夔龙一方面积极为清廷建言镇压武昌的革命者,一方面在直隶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消减革命带来的恐慌心理以维护社会稳定,坚决拒绝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防范和镇压新军及革命党人的活动。陈夔龙于清帝退位前挂冠而去。作为一名具有名教纲常思想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忠清和守土安民之信念,是其在辛亥革命中行为动机的归依。     

追忆祖父陈夔龙

祖国西部的贵州，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她是我的祖籍地。先祖父陈夔龙出生在那里，在那里成长、发迹。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十二年（1886）中进士。之后祖父仕途青云直上，历任顺天府尹，漕运总督，河南、江苏巡抚，四川、湖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12年祖父告假辞官，结束了官宦生涯退隐上海。     

陈夔龙和他的《梦蕉亭杂记》

陈龙（1857—1948）字筱石,又作小石,号庸庵居上,是贵州籍在清末官位最高、享年最长的人。他在宣统元年（1909）曾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官居一品;清亡后在上海当寓公,直至解放前夕才去世,整整活了九十余岁。陈龙原籍不是贵州,其父分发来贵州当知县,刚卸任,贵州爆发了威同农民大起义,交通断绝,恰好其父病故,才占籍贯筑（贵阳）,成了贵州人。陈龙回忆他少年生活时说：“甫届八龄,严亲见背,在疚,惟孀母是依,是为余孤苦时代。”但为时不久,19岁时他便中举,与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家结了亲,1886年他中进土,先在兵部、总…     

贵阳寻根并追记祖父陈夔龙

通过寻根回忆,讲述陈夔龙的一生轨迹,并对其著作《梦蕉亭杂记》一书内容进行简单评述,还涉及陈氏在清末及民国初年的一些活动及其在近代历史上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可了解陈氏的为人和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同时,可引起对陈夔龙一类历史人物的进一步研究。     

陈夔龙《花近楼诗存》初论

《花近楼诗存》是陈夔龙辞去直隶总督职务后在津沪租界十六年间创作并自编的系列诗集,时代虽已进入民国,但他秉持忠于前朝的封建道统,坚守士大夫的文化立场,并与同光体的代表诗人一起探索古典诗歌的各种形态,获得了同时代传统诗人和文学史家的尊重和认可。     

陈夔龙与温世霖

前两年,杭州在西湖三台山重新修复了清末重臣陈夔龙墓,与国学大师俞曲园的墓地相邻。修复后的陈夔龙墓呈半圆形状,从前牌坊到后牌坊再到墓体,依山势逐渐升高,很有些气势,现在已经成为西湖的新景点之一。说句老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佩服杭州市政府。因为对陈夔龙的评价向来不能算高,尤其是御史江春霖劾荣禄的奏章中,     

“巧宦”陈夔龙“火箭升职”的真正原因

陈夔龙是清晚期由贵州走出去的一位汉家贫寒子弟。从兵部的六品主事到一品封疆大员,他仅用了13年时间,如此"火箭升职"自然引来猜测纷纷。议论得最多的莫过于"夫人路线"说。陈夔龙一生有三任夫人,前两任名不见经传,第三任许夫人出身名门,但这许夫人得以在京城的达官显贵间抛头露面的时候,陈夔龙已是西太后所瞩目的顺天府尹了,没有陈的显赫地位,许夫人哪有出入社交场合的机会?再     

杨芳考略

杨芳(1770—1846年),贵州松桃人,土家族,字通逵,号诚村,起自行伍,历乾、嘉、道三朝,官至提督,是清代一位久经战阵的武将。杨芳于1770年11月16日(即乾隆三十五年),出生在贵州松桃厅城关一农户家,兄弟姐妹6人,芳排行第五。家道寒微,如他自己所说:“家赤贫,无以尽养。”13岁应童子试,16岁应乡试,因忤逆学使被逐,辍学而投充铜仁协左营行伍。20岁那年,左营把总郭琼发以次女许婚,24岁完婚。从16岁到26岁的十年间,杨芳多在军中吃太平粮。乾隆六十年正月(1795年),石柳邓、吴八月等在湘、黔、川边处州县聚众起义,群众裹粮相从,义军声势浩大,震惊了朝廷,乾隆皇帝即任福安康为主帅,命四川总督和淋为副     

清代云贵总督之建置演变考述

云贵总督的建置及其演变,反映了清王朝对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调整和深化,曾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云贵总督始设置于清军攻占云南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后经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分合演变,定型于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演变的原因,因时而异。除受当时发生于云贵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外,康、雍、乾三朝各有特点：康熙朝主要因“制”,即此时期清王朝对督抚体制的调整和完善;雍正朝主要因“人”,即偏于“因人设置”;乾隆朝则因“事”,即为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事务而“因事易置”。对其建置演变情形,史籍记载讹误和后世学者引述错误均甚多。对此,本文均做了疏证,并对其建置演变做了全面考述。     

《河南官报》初探

《河南官报》作为清末官报中的一种,在河南近代史上,尤其是新闻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对其进行探讨,是清末文化史研究和河南地方史研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一《河南官报》于1904年12月11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五)由时任河南巡抚陈夔龙批准创办。它的刊行,是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1900年,清政府为欺骗群众,缓和矛盾和抵制革命,颁布了包括开办官报在内的一系列新政。从此,官报便正式成为统治阶级公布法令的喉舌。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首开其创,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了以鼓吹直隶新政为目的的《北洋官报》。接着各省纷纷仿效,创办了以省命名的一批官报。《河南     

那彦成整饬青海述略

那彦成（1764一1833），字绎堂，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土。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任尚书及总督等职。一生为官虽几起几伏，但“遇事有执”①任总督时，三次考绩皆特旨优叙。处理与英吉利事务，英人“凤所敬惮”②。“中外想望风采”③。嘉庆帝也谓其为“柱石之臣”④。那彦成任陕甘总督时，政绩卓著。尤在处理青海民族事务期间，酌立章程，因地制宜，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一、青海纷乱局面的形成青海地区以蒙藏为主要居民的民族分布格局由来已久。元、明以来，蒙古族就广泛活动于此，并以宗教为纽…     

清代名将岳钟琪西北武功述略

岳钟琪(1686～1754),字东美,号容斋。祖籍甘肃临洮,后迁居四川成都,是清前期唯一的汉族大臣拜为大将军、节制满汉诸军的官员。曾官至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被雍正、乾隆分别誉为“当代第一名将”、“三朝武臣巨擘”。清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先后多次发动叛乱,清政府命岳钟琪等人率军平息,使岳钟琪成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人人敬仰的清代名将。本文拟对其在西北地区的武功作如下简介。     

松筠、祁韵士和徐松对新疆方志事业的贡献

松筠，字湘浦，一作湘圃，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乾隆十七年（1752）生，道光十五年（1835）年卒，享年83岁①。溢文清。人伊犁名宦调。松筠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内任军机大臣及各部尚书，外持节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诸边庭，总督陕甘、湖广、两江、直隶等腹地。辞世后传记纷纷，《清史稿》卷342说他“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项”。“服膺宋儒。亦喜谈禅，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实为中肯。近年有学者撰文对他进行述评②，但限于篇幅，对松杨“眼膺宋儒”，善用饱学废员，发展新疆方志事…     

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士”——曾国藩家教观审视

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堪称“学而优则仕”的典范。他本是湖南湘乡偏僻山区一家道殷实的寒门子弟。肩负祖、父两辈的殷切期望,他奋发努力,终于27岁中进士,点翰林,从此官运亨通,仕途发达。做京官时,他历任六部中除户部以外五部侍郎;后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授大学士(正一品),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谓位极人臣。由此成为当时及以后多少出身寒门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样。然而,曾国藩在居高位、享大名之后,却不愿后辈子孙步其后尘“学而优则仕”,而是希望他们保持耕读家风,做一个学而优的“寒士”。寒门士子“锐志…     

“万（万）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舆《诗》中三颂

本文结合甲骨文金文材料,与传世经典中之资料,考察商周时期之万（万）舞乐制的形式,及其与庸奏和《诗经》中三颂之关系。从甲骨文例出发,我们看到万（万）舞在商代祭祀中是一种诗乐舞相伴进行的礼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见之於祈年、祈雨、祭祖及学校中。而庸奏在甲骨文及经典中或作奏庸、用庸、乍（作）庸。“庸”既是商代王室与贵族所习用之青铜乐钟,在商代中晚期甲骨文中又用於指称某种音乐体式,包括音乐、歌诗与舞蹈相伴进行的用於祭祀的乐舞形式。万（万）舞与庸奏往往相伴进行。由“庸”与“颂”的字源来看,此庸奏乐舞後来演变为《诗经》中的三颂。     

“防边”与“卫京”：明代宣大总督驻地变动考论

明清史籍关于宣大总督驻地的记载含混不清,经详细考证,宣大总督在定设之初,总督驻扎朔州;嘉靖二十五年（1546）移驻阳和,此后阳和一直是宣大总督的固定驻地;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开始,宣大总督在防秋之时即需移驻怀来,隆庆四年（1570）之后,宣大总督在防秋之时也无须移驻;至崇祯十年（1637）,宣大总督在防秋之时又需移驻怀来,崇祯十二年（1639）之后,宣大总督在阳和、怀来两地移动。宣大总督驻地的变动,体现出该总督之职责在“防边”与“卫京”之间摇摆,这种职责不清对北边防务产生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