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赏赐金文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     

新乡市博物馆藏"妇(婥)(聑)"组器

在1952年的平原省时期,新乡辉县褚邱一带出土了7件青铜组器,现珍藏于新乡市博物馆①,分别为鼎1、卣1、尊1、簋1、爵3.在这7件青铜器上,装饰着同一时期的青铜纹样,并且铸刻有完全相似的铭文"妇(婥)(聑)".据考证应是属于殷商时期同一族群、同一贵族、在同一时期使用过的青铜礼器.     

商代赏赐金交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的因果。我们称商代晚期的这些以赏赐为核心内容的青铜器铭文为赏赐金文。下文从赏赐动词、赏赐物、赏赐地点、赐者与受赐者、赏赐缘由几个方面对这类铭文稍作分析。     

戍甬鼎铭文考释

戍甬鼎,又称戍革鼎、俎子鼎、宜子鼎,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器物,内壁铸铭文27字,研究价值较大。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部分铭文进行了重新释读和断句,认为鼎上的族氏铭文为"亚见"","为"俎"",省"为地名","为"甬"。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陶觥读释

本文对新近公布的陶觥铭文进行了讨论,指出作器者"陶"或即后来继位为燕侯的召公奭子廖;"上祖癸"应指周文王,"癸"为其日名,因文王在周人祖先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加"上"字。末句当释读作"唯王廿嗣(祀)",系帝辛二十年即公元前1056年,周文王姬昌即卒于此年,陶觥当作于文王去世后不久。进而对带"或"字徽记的有关金文材料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指出带"或"字作为族氏徽记者,作器者应为召公奭及其后裔,"或"这一族氏,系姬周之分支,至少在商末帝辛(纣)之时即已存在,其得名至迟始于召公时。     

商周族氏铭文中的鼗鼓形态与鼗族

一般认为鼗鼓(即近人俗称的"拨浪鼓")的图像始见于汉代画像石,其实商代青铜器族氏铭文中已经出现鼗鼓的形象。族氏铭文"庚()"字即是鼗鼓之象形,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拨浪鼓图像,比汉代画像石早一千年左右。商周时期的鼗鼓是大型礼仪活动中的重要乐器,故鼗鼓图形被执掌鼗鼓演奏及相关礼仪活动的乐师家族视为本族的象征。商代以鼗鼓图形为族氏的鼗族曾与商王室联姻,掌管军事、册命等事务,地位十分显赫。随着商朝的灭亡,拥有精美礼器和悠久文化传统的鼗族急剧衰落,不知所终。     

关于故宫博物院所藏邐簋的定名及相关问题

故宫博物院所藏旧称为"邐簋"或"簋"的殷代青铜簋,其铭虽简,但言深意远,语境复杂。作者细致释读剖析铭文,认为作器者应为"京",此器似应称作"京簋"。此外,本文进一步讨论了铭文中牵涉的相关问题。     

滕州前掌大墓地“于屯”村IIIM308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

“于屯”村北墓区为前掌大“史”氏族团“分裂”而来的“鸟”氏支族墓区,其中IIIM308和IIIM309为“鸟”氏支族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级贵族夫妻异穴并葬墓。本文对IIIM308出土8件铜礼器进行材质分析及制作工艺考察,8件铜礼器的材质以铅锡青铜为主,皆为浑铸成型,采用了金属垫片、加强筋等工艺措施来保证铸造质量。9件“鸟”字铭文铜器,“鸟”字铭文形状可分为两组,可能系两个不同铸造作坊或前后两批次铸造。     

淄博市博物馆藏商代有铭铜爵

铜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也有学者认为铜爵属于温酒器。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出现最早的青铜酒器之一,通行至西周时期。铜爵是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尤其是在商代,它是最常见、最典型的酒器,是当时作为身份等级标志的青铜礼器组合中的核心器物。淄博市博物馆收藏有四件带有铭文的铜爵,现介绍如下。爵1件。1984年淄博市张店区湖田镇居民捐赠,具体出土地点不详。     

论贾国青铜器

本文对《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其《续编》收录的一组贾国有铭文青铜器进行了系联和讨论,认为该组青铜器当系同时所作,系贾伯、贾叔及贾子伯父为贾伯女孟姬所作媵器,年代为春秋早期前段,孟姬所适乃晋国氏,纠正了过去有关器物断代和铭文释读方面的一些错误。同时对过去著录的贾子己父匜的断代和文字释读等方面的问题也加以纠正。凡此可与文献有关记载互为补充、印证,对重新认识春秋时期贾国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疏公簋续说

2007年,在香港发现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疏公簋",铭文反映出很多信息。结合文献认为晋国之前的叔虞之唐存在的时间为37年,此后迁封至晋,都城由唐之鄂迁到了晋之翼,即今天马-曲村遗址一带。在疏公簋铭文的末尾有一个族氏铭文"五",表明疏公属于"五"族,疏是其中的一个国族。结合晚商和西周早期发现的30余件"五"族器及铭文信息,讨论了"五"族的发展变迁和"五"族的族姓等相关问题。西周早期以后,"五"族铭文青铜器基本不见,说明此"氏族"已被周文化的"姓族"所取代或同化,而不再使用其族氏铭文了。     

湖北省重要考古发现大事记（续）

湖北省重要考古发现大事记（续）１９６１年在江陵万城西周早期墓中,出土了有“北子”、“父乙”、“曰乙。等铭文和。族徽的青铜礼器１７件。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北子”国原在河南省淇县。周灭商后被迫南迁于湖北江陵．是商代晚期一个重要氏族的徽记,标有这种族徽的铜...     

商周时期方形青铜礼器上的“四隅中心制”纹饰及相关问题

以器体四隅为视点中心形成中轴对称的结构布局是商周时期方形青铜礼器的重要装饰方法之一,此类装饰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兽面纹玉琮,商代早期开始用于装饰方形青铜礼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继续存在,西周中期逐渐消失。统治者在设计铸造青铜礼器时刻意模仿被诸多氏族部落所认可的兽面纹玉琮,目的在于藉此笼络其他氏族部落势力,掌控宗教话语权,强化自身统治地位。     

爯簋铭文与西周家族组织形态及管理

爯簋铭文"■"字当读作"师",可训为"长";比照宗人簋、姬季尊等铭文资料可知,"师倗"一语可视作"厥师曰倗"之省辞,即某组织首领私名曰倗,倗负责遣氏家族采邑逆地"小子"之管理。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关系为:遣氏夫妇为遣族族长与宗妇;器主爯是遣氏新立分族之首领;以倗为首的31家小子,与分宗立氏的分族组织如遣仲、遣叔者不同,是遣氏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身受遣氏宗族尤其是宗妇遣姬之支配。遣氏宗族内宗氏、分族界限清晰,是西周贵族大家族组织层阶化特点的体现。"小子"是"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于分族,尤须注意。周代类似遣氏之世家大族,各类家族庶务须由专人管理,家臣员额较多,层层统属,最后统辖于宗妇之手。此类家族管理形式,亦有助于对周代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解。     

妇姒启鼎与商代妇女称姓说

妇姒启鼎时代为殷墟三期晚段,该器铭文为商代妇女称姓增添了新例证。综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可知商代妇女称姓,至少有六种形式。正确认识商代妇女称姓的各种形式,不仅有助于甲骨金文人名释读,而且对深入了解商代姓氏制度、婚姻制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代史族研究

本文根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有关商代史族的记载,结合文献中薛国的记载,认为“史”应该是商代薛国的族氏铭文,山东前掌大墓地应该是薛国的贵族墓地。     

殷墟妇好墓主身份辨——与张素凤、卜师霞商榷

笔者不赞成<也谈"妇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文中的妇好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带"妇好"、"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妇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     

据清华简训释金文三则

本文主要由《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释读金文的三则札记组成,认为史墙盘铭文中的"渊哲康王,■尹亿疆",应该释读为"渊哲康王,允尹亿疆"。大盂鼎铭文中"酉(酒)无敢■"的"■"字应该如王国维认为是"?"字的异体,读为"酖",训为沉溺、迷恋,典籍亦作"湛"。家父盘的自名应该为"监"。     

叶家山曾侯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器组科技分析研究

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多数器物上有族氏铭文,对研究商代晚期青铜器流通、商末周初青铜器矿料利用规律和西周早期青铜器“分器”制度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表明,这批器物有铸造和铸后受热两种组织形态;合金类型以铅锡青铜为主,另有少量锡青铜和铅青铜;这批器物使用的一部分铜料、铅料与曾国铜器和殷墟四期铜器相同,表明商代晚期开发使用的一部分矿料到西周早期还在继续使用中,而商晚期“锡料来源紧缺”,但西周早期曾国铜器锡料供应充足,这些锡料是晚商已开采使用后来被周人掌控,还是周人新开发的,亦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