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子维城”与善鼎“宗子”解诂

正先秦两汉文献"宗子"一词,其意涵早晚有别。"三礼"中的"宗子",如"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礼记·内则》)、"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等,其与"宗妇"或"支子"对文,含义明确,专指宗族首领无疑,此为大家所熟稔。但在时代更早的文献中,如《诗·大雅·板》"宗子维城"之"宗子",所指则为宗族内的子嗣。研究者对后者的认识还相对模糊,且与"三礼"宗子常相混淆,故须作别白。     

碑刻所见明清民国陕西宗族制度与风习

陕西存世的碑刻丰富,其中有许多记载明清以来宗族问题的资料。将宗族谱系刻石,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谱,除了记忆世系功能之外,也是为了祠堂祭祖活动所需,谱牒是祖坟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贺,清明墓祭,冬至祠祭。族会依据祭祖时间可以分为清明会、冬至会,或统称为祭会。宗族利用祭祖对族人开展教育。祠堂是祭祀祖先的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的维护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务。晚清时期的宗族活动显示出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密切互动关系。     

西周宗族形态及德教——以爯器所见遣氏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陆续公布的西周中期系列青铜器爯器,铭文所涉人物(遣伯、遣姬及爯)为大宗宗子、宗妇与小宗的关系,遣氏大宗对小宗在祭祀活动上有支配权。西周中期的遣氏宗族大致由遣伯、遣仲、遣叔三支组成,爯族作为自大宗遣伯分出的小宗,获得大宗赏赐的逆小子及其族众三十人,体现了宗族内部土田附庸由大宗支配的经济形态,与西周王朝管理疆土的方式相类似。铭文中"德音"指德行、言语两个方面,反映的是遣氏大宗对小宗所施的德教,是维系宗族等级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周初以来统治者自上而下贯彻德教的反映。     

西周金文所见大宗“收族”现象研究

周代宗法制度中大宗宗子如果没有亲生子,便需要从同族中收养族人之"支子"为自己的继承人,这就是西周宗法制度中的大宗"收族"现象。■不叔卣铭叙述■不族邦首领亦即大宗宗子没有儿子,■不叔■继承■不族邦大宗宗子,以"邦子"的身份成为族邦大宗宗子的继承人。臣谏簋铭文中臣谏因为自己儿子已亡,就把同母弟引庸的长子焂上报邢侯和周王,令焂继承自己的职位;在焂卣铭中,臣谏已被周王封为軝侯,原来被臣谏收养的侄子也就成了侯爵的法定继承人;焂卣铭还说明,因为亲生之子焂已过继给兄长,叔■父与亲生之子焂之间的关系也就淡化了。西周金文■不叔卣、臣谏簋、焂卣记载了大宗宗子收养"支子"为继承人的现象,为我们研究西周宗法制度下大宗"收族"现象提供了确凿而生动的资料。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基于主姓宗族的聚落空间研究——以江西省吉安市富田古镇为例

<正>一、宗族结构与古镇空间(一)"宗族"与"房"1、宗族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块基石,它早在以西周为代表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就已确立。"宗族"是一个有确认的共同祖先、统一的祭祀仪式、共同的财产、并可分家族、房份、支系等组织系统的继嗣团体。宗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西周、春秋时简称"宗",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早在1919年     

汪道昆的谱本宗与宗法收族理论

徽州为明清宗族制度发达地区,这也是徽州士大夫文人宗法制度庶民化努力的结果。宗法制度庶民化并不仅仅是宗法制度贯彻实践的问题,也包含士大夫文人对民间宗族建设活动的宗法理论解释。汪道昆的谱本宗主张及其修谱活动就是建立在民间宗族的祖先谱系文化基础之上,反映了世家大族的独立性追求与以村落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其强调的亲亲收族是对谱本宗活动的宗法理论新解释,民间宗族建设实践推动了宗法制度的庶民化发展。     

昭穆制度异议

周代"昭穆"是表示字辈的概念。父子之有昭穆,犹兄弟之有伯仲,伯仲用以区别同辈之长幼,昭穆意在辨别异辈之尊卑。昭穆依附于宗法而存在,在宗庙祭祀制、宗族伦理和继承制中产生作用,是宗法诸制度中的一项位序标准,其意义在于明确由辈分所决定的族人的地位尊卑,使宗族人伦关系明晰化、有序化。昭穆不是宗庙制度,也不是墓葬制度,是辈分概念却不是行辈标志"制度"。"昭穆"概念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社会及其婚姻形态毫无关系,也与所谓"母系分宗"无涉。昭穆是循环字辈,适应宗法强调区别尊卑长幼的需要而产生,虽与宗法有关,但与传子制或祖孙父子关系的亲疏毫无联系。     

淹没在南京都市中的祠堂建筑

祠堂是中国传统的纪念性建筑,一般分为宗祠和官祠两类。宗祠是同一姓氏的族人为祭祀祖先而立,如陈氏宗词、田氏宗祠、唐氏宗祠等,其建筑规模大小,是根据族人繁衍人口及权势、财势大小来决定。官祠的建造一般要经官方批准,由民众集资,用以纪念出生于当地的官员或外地人在当地为官并有建树的     

仲爯父簋铭文所见人物关系与宗法史实——兼论“南申”“西申”的名号问题

南阳出土的西周晚期仲爯父簋,其器、盖铭之间存在异文,一作“南申伯大宰仲爯父厥辞”,其余三件则作“仲爯父大宰南申厥辞”。通过语法结构的分析和对比可知,两种句式的主干成分是基本一致的,均为主谓结构的“南申厥辞”,意即“南重申了仲爯父的命辞”。据铭文所云,“南”的身份为“仲爯父”家宰,受后者之命作器祭祀二人的祖考。结合周代贵族家族的作器制度和祭祀通例来看,“仲爯父”与“南”当为同一宗族内部的亲属成员。其中,“仲爯父”身为宗子,对整个宗族的作器与祭祀活动拥有支配权,而“南”的宗法地位低于前者,所以要服事并听命于“仲爯父”。仲爯父簋铭文的重新释读与相关史实的钩沉,有助于考察“南申”名号之缘起及其与“西申”的关系问题。     

清华简祭公与西周祭氏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所记祭公出自西周时期重要的世族祭氏,本文试从简本《祭公》切入,系统梳理与考辨西周祭氏材料,讨论西周祭氏的若干问题。主要包括:一、祭氏的来源及相关铭文。二、祭公谋父与西周金文中的其他祭氏。三、综合以上论证,排列祭氏世系谱。结果表明,清华简祭氏确系周公之后;第一代祭氏即祭季,官居太史;第二代祭氏有两位祭公,前者与昭王共没于汉水,后者即祭公谋父,他可能是穆王伐东夷某些战争的主帅,对某些东夷氏族进行了战前动员;金文中的祭俗父与伯俗父、师俗父并非同一人。     

东周时期车马祭祀探论

车马祭祀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西周时期,车马用于周王室的重大祀典。东周时期,祭祀礼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僭越周礼规定,车马被广泛用于郊祀、宗庙祭祖、社祀、山川望祭、盟誓、方神等各种祭祀,祭法多采用沉和瘗埋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祭祀观念的变化,最迟到战国中期,木偶车马被用于祭祀,成为秦汉以后车马祭祀的发展趋势。     

晋南"夏墟"考

夏王朝包括夏代晚期的都城皆在豫西地区,晋南地区不存在像安阳殷墟那种都城废址性质的属于夏王朝的都邑故址;文献所记的“夏墟”应该是泛指广大区域而非专指某一地点,整个晋南地区皆应该属于“夏墟”之范围;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的原因是由于商王朝灭夏之后夏族聚居晋南所致,“夏墟”即夏族聚居区;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只能说明商代和西周初年夏族曾聚居于此,其与夏族的起源和夏文化的渊源没有必然的联系。     

试论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西周墓葬——兼论铜山丘湾社祀遗迹的年代

本文将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西周墓葬分为三期,年代分别相当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及西周晚期早段,初步建立苏鲁豫皖交界地带西周时期墓葬的分期年代标尺。西周墓葬随葬陶器群具有浓厚的殷墟文化遗风,并首次发现商系文化的男女合葬墓。根据全新材料及全新认识,铜山丘湾社祀遗迹的年代应属西周,该遗迹年代的改定,对于深入认识西周"殷社"的考古学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铭文考述

陕西省眉县杨家村2003年元月发现西周窖藏青铜器,全部铸有长篇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四十二年(辶桒)鼎》铭文记载了周王赏赐贵族及封建诸侯的礼仪.《四十三年(辶桒)鼎》铭文记载了周王任命作器者担任虞林的官职,并叮嘱他要勤勉从政.《(辶桒)盘》铭文记载了作器者歌颂祖先功德的文辞.     

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

西周的方伯 ,或称侯伯 ,是介于周王 (周天子 )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方伯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周王朝授予 ,如齐国 ;一是自己强大后造成既成事实 ,或可能得到周王朝承认 ,如楚国、徐国。方伯出现在西周初期 ,是商朝方伯制度的继续。方伯的存在使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从一开始在某些地区就形成了周王—方伯—诸侯的三级结构。学术界长期忽视对西周方伯制度的研究。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为研究西周方伯提供了珍贵资料 ,结合文献 ,对西周方伯制度的形成、特点、方伯与周王、普通诸侯的关系等作了初步研究     

略论商周时期射牲礼

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最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试论先秦含贝习俗流行地域的变迁

口含用贝习俗首先流行在商文化区域,西周早期扩展到周文化区域。西周中期以后一直到春秋时期,这种习俗继续向其他的地区扩展。     

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

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展,其规模、结构、雕刻均有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势,对昭穆制的遵循从严格走向了松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时期播州境内比较盛行的丧葬习俗,墓志亦是播州杨氏礼制遵循和身份等级体现的一个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复到宋元明之交的简单到明末又归于复杂的发展轨迹,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