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史研究的崭新篇章——读《张乐行评传》

近来，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史学家池子华新著《张乐行评传》，对张乐行这位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跨学科交叉分析研究的尝试，还原了英雄式农民领袖的本相，为我们研究历史、撰写人物评传，提供了许多启示。     

为了八亿农民的歌会

在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喜庆日子里，8亿农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滁州，迎来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专门为全体农民举办的歌会。历史在这里写下了新的一页。     

丧钟被谁敲响？

至迟在30年前,历史教科书的主角还都是农民起义。仿佛历史的车轮,是被一场又一场农民起义推进的。时至今日则不同了。比如对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曾国藩,已有了褒奖说。称其举是卫乡、卫道与卫国,避免了中国历史的倒退,等等。     

明清交替时的遵义

十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而已，然而在1644—1661年，即清顺治元年至顺治十七年，遵义正处于明清交替的非常时期，其间明军、清军、农民军几方的反复争夺，使遵义城数易其主，城头频频变换大王旗，风云激荡，惊心动魄，留下些许沉重的历史思索。     

关于中世纪德意志“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

中世纪晚期,西欧许多农业地区因商品经济的介入而松动了封建关系,并进一步瓦解了农奴制。与西欧其它地区相比,德意志的农产品较早地加入了商品交易中。这是因为早在13世纪德意志就普遍实行了土地的租佃制,农村中有相当一批的个体自由农民。但是,随着粮食贸易的扩大,尤其是粮食贸易加入到远程贸易的交往中后,德意志农村的社会却向着与西欧其它地区相反的方向发展。大领地制更加巩固,自由农民原有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沉重的劳役重又强加在农民的身上,这些都大大推迟了德意志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进程。这种历史现象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二期农奴制”。“二期农奴制”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由多方面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章立凡 中国历史能否走出死循环？

“我属于在历史巨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回忆就是咀嚼痛苦。实事求是地梳理和反省历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个常识问题。对读者而言，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一丕原历史，奉献常识”     

“口述历史”征文启事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过程，也是历史的主角。通过笔录、录音、录影等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历史，已经是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为全面收集、挖掘和抢救口述资料，客观、真实、准确记录历史原貌，《巴蜀史志》自2016年第1期起，将开设“口述历...     

罗绮园其人其事

在中共历史,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历史上,罗绮园曾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广东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是和彭湃、阮啸仙齐名的广东农民运动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作出了贡献。     

约阿希姆的普遍历史观念

在普遍历史观念主导下看待和书写历史，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观念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样态。在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从宗教演变为理性样态的过程中，12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思想家约阿希姆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人类世俗历史的框架中，构建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上帝拯救历程理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虽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其侧重从尘世生活和人的能动性角度，理解整个人世历史的演进。这使其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质，可被视为西方现代以理性为主线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原初形态，构成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大革命时期的察哈尔农民协会

察哈尔农民协会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创建的第一个农民运动协会,察哈尔农民协会简介,张家口建立华北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历史条件。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1958-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近年,出现了否定发生大饥荒的思潮,有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历史上不乏这类记载。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当我们用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去观察100前的辛亥革命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而且也要看到它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和阐发辛亥革命在中国的伟大历史意义，同时也应该深人研究和阐发辛亥革命的重大世界意义。     

认知忽必烈及其创建的元帝国

历史，需要认知，为的是以古为鉴。但是正确认知历史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人们往往会从自己所需任意割裂历史，歪曲历史，甚至虚构历史。所以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评述，甚至会有针锋相对的见地。这里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要人们凭借自己的历史观去重新认知，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他人的那些评述只能聊作参考而已。     

论历史叙述中的理解与解释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要解释自己或他人已经历史化了的行为，因此回避不了历史叙述，它成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当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一位历史叙述者，通过理解个体自身的历史或生存情境，阐发自己的存在与实践目的，即进行历史叙述时，他已经置身于一个历史叙述的循环之中。历史叙述循环从现象上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叙述前的准备阶段，即阅读与历史理解阶段；其二是叙述阶段，即叙述与历史解释阶段。     

论韦拔群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

韦拔群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卓著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共和”事业、为兴起广西乃至全国农民运动和广西土地革命斗争高潮做出了积极卓著的贡献。就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考察社会探索孙中山救国救民道路、三打东兰县城揭开右江农民武装斗争序幕、为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等11个方面。     

历史主动精神的逻辑嬗变和时代内涵

历史主动精神从理论品格上来说，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源于且高于历史实践又指导历史前行的状态和品质，是在认识和遵循历史规律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推动历史前行的精神状态，是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规律的必要诉求。从党的历史进程来看，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清醒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自信、强烈的责任担当；从新时代的使命担当来看，面向新的时代，迎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遵循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上行稳致远。     

徐霞客与张家港

张家港自唐宋以来，一直分属江阴和常熟．直到1962年从江阴划出9个乡镇、常熟划出14个乡镇组建沙洲县，才重新成为独立县级行政建置。由于这一历史原因，张家港的历史文化同江阴、常熟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对徐霞客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试从张家港境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角度，探讨徐霞客和张家港的关系，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记住过去，调和未来：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分析

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历史书写已经与民族塑造融为一体。迄今为止，历史书写主要受民族国家的框架局限，同时又在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近代东亚，历史书写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还表现为另一个侧面——它也依靠官方历史编撰和王朝历史编撰的长期传统，在这一传统之中，一个统治王朝发起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计划，以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有用的教训，     

他们究竟是不是“一群官僚主义”

本刊在今年第三期刊发《一场大火烧出的规矩》（作者王玉龙）后，编辑部收到了文中所提原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的子女的来信，对原文中一些史料和细节提出存疑，并提供了更详实的材料。存史的目的是为了鉴往知来，我们编辑的宗旨是力求还原历史，或接近更真实的历史。在此我们刊发此信，以供广大读者参阅，并对来信者尊重历史的态度表示感谢，也欢迎更多的读者探讨、提供更真实的历史细节。     

从华景街到华清街

华景街江岸区三阳路和公安路之间,原是武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华清街。华清街早先并不叫华清街,叫华景街。在汉口开埠以前,黄陂、孝感两地的农民进入汉口,这里是必经之路。汉口开埠后,5国租界逐渐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