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民的分家析产实践——以平遥县A村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依据口述访谈记录,从分家的原因、内容、提出以及程序四方面对集体化时代A村的一个典型的分家事例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该村村民对于分家这一行为的判断标准和操作程序,以期进一步了解国家经济制度的转变对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生活

本文对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生活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属绝对贫困型,食品消费支出增长缓慢,消费结构属以粮食为主要能量来源的主食型消费,营养水平低。食品生产、分配、流通中均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农民的个人利益长期得不到重视,使山西农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     

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述评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进行,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运用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各种史料进行深入剖析,已在合作医疗制度的性质、特点、兴衰、主体行为及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关系等层面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及时梳理与评析,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     

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

本文根据有关材料,拟对1944～1950年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做一个简略的描述,通过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折射出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悲剧。     

难以适应的集体化——皖西北农业合作化中的"闹、退社"问题研究

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少农村出现了"闹、退社"问题。本文通过对皖西北地区的研究发现,"闹、退社"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农民收入下降,还在于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提前结束后的乡村形势转变。文章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使乡村在技术经验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都存在着适应困难。技术经验障碍主要表现在干部匮乏和集体生产的管理经验不足;社会心理障碍则反映在乡村的利己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原则的矛盾。而政府在"反右"形势下以"辩论斗争"的方式应对适应难题,非但未见其效,反而催生了贯穿整个乡村集体化时代的"适应性行为"。     

山西省柳林县集体化时期梯田建设考察

梯田是治山保水的重要措施,山西省柳林县的梯田建设在集体化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贺昌农业社和韩家峪大队带动了黄土高原地区梯田建设的更新换代,普通百姓对梯田从排斥到接受、推广,其关键原因在于梯田能为农业生产带来实质性帮助,这也是梯田在集体化时期治理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的最大价值所在。     

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

自留地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由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补充性的土地经营制度。它经历了反复几次的"放和收",最终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实施而基本定型。自留地是社员拥有的具有长期使用权和相对完整收益权的自由小天地,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贫困与反贫困--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乡村问题的表达与实践

有关1949年后中国乡村集体化问题,目前的学术界很少关注和思考它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之上,以及如何评价这种问题意识及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直认为贫困是乡村问题的核心,并认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口过剩、政府提取过多、文化与技术落后等因素造成了贫困问题。基于此,它提出了以集体化、水利化、机械化、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和文化与技术革命等为中心的反贫困措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中共的乡村问题意识具有合理性,其反贫困政策与实践大多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但人们却长期轻视乃至漠视这些因素,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悖论现象。对集体化时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和中共的乡村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就不能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甚至有可能陷入狭隘的权谋论中。     

集体化时期广东省农村工业的起步(1952～1984)

集体化时期广东省农村工业的发展历程说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不仅要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上,而且要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这其中包括:合作化与农村副业的兴起、社队企业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全面梳理集体化和乡村工业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我们今天思索乡村的现代化之路提供借鉴。     

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评析——以河北省深泽县为个案

集体化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始终坚持缓解农村医疗困境的大方向,通过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进行医务人员"在地化"培训以及坚持"预防为主"等方式,让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农民有了制度化的健康保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的政策倾向,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推动缺一不可。而这些因素发挥作用,又必须以集体经济为依托。虽然合作医疗制度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基层干部及赤脚医生玩忽职守、营私舞弊等问题,但其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共和国医疗卫生史上的制高点。     

农业集体化背景下的女性社会记忆建构——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所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根据在陕西历时10年收集到的农村妇女口述资料,对农村妇女的生活记忆图景予以还原,对以往被忽视的农业集体化时期女性历史进行了深度挖掘,为该专题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鲜活的细节,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这部著作在史学方法上的重要价值在于性别化记忆视角的切入、口述史方法的运用和女性历史价值的建构。     

蒙古国的集体化和大清洗

大清洗纪念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这幢红色小楼原来是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名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的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景象。     

农业集体化理论是怎样失足的

对于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建设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早在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在预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时,毛泽东插话说：“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根据毛泽东这一提法,     

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以赣闽粤边区为例

学界一般认为,在长达20多年的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难以流动,农村社会几乎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通过对赣闽粤边区农村人口流动剖析后发现: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仍然流淌着人口流动的涓涓细流;这些细流,既有城镇人口的下乡流,也有农村劳力的进城流,还有农村内部的人口迁移流.集体化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体制安排移民的时代;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向农村、向山区迁流的社会.     

欠发达地区农民行为呈现的特点和原因——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

农民的经济行为模式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农民行为特点关系着该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所以正确认识和理解农民的真实经济行为,将有助于新农村建设取得更快、更好的成效.本文立足贵州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重点探讨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种经济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分析,旨在为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近10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综述

随着对宋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构成宋代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研究,逐渐突破了传统视角中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土地制度等内容为重的现象,而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社会生活,以及观念,行为,生存状况等多方面,力图还原宋代农民真实的生活场景。鉴于此,本文就对近十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态的研究作一个综述。     

厚积薄发: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若干问题——基于当前理论、方法和成果的思考

国内学界对集体化时期的资料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在搜集和利用集体化资料时所倚重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历史学工作者对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随之也产生了思想缺位、碎片化等问题,研究者应以心理史研究为突破口、以分类研究重建宏大叙事、以档案作为回归历史学本位的立足点,循序渐进,将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推向深入。     

民间台账挖掘利用与党史国史研究的深化——以集体化时期乡村民间台账为例

乡村台账属于民间历史文献。相较于传统民间文献,当代民间文献研究因起步晚而存在一些不足。集体化时期乡村民间台账,形式自成体系,可分为“备查账”与“备忘账”。抢救当代民间台账,立足其系统、源流与语境的挖掘利用,将广袤农村看似没有多大意义的日常生活,链接纳入上下交汇的政治文化空间;在推进农业集体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同时,也是对乡村财政史、新中国经济史乃至党的基层治理研究的一种拓展。     

关于组织建言行为的研究综述

关于组织建言行为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不同层面开始研究,本文从组织建言行为的研究背景入手,介绍了组织建言行为的概念、特点,目前的理论模型及其影响因素和测量手段,最后总结了建言行为未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