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地方化——以无锡教育界为视域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集中展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制度之维,而此制度主要作用于教育界。以江苏无锡教育界为视域,可揭示五四白话文运动地方化的过程。尽管白话文观念在某些地方早已存在,但推行白话文成为国策,对地方而言仍有一定的突然性。而五四前地方教育界对国文教学实践与白话文价值的一般认识,使其对于白话文革新的理解在歧异迭出之余,亦在整体上呈现出某些倾向性。同时,表面空前剧烈的白话文革新,未能以行政强力保证其细致准确地施行,由此促成了地方内部各行其是的实践。经由地方能动性与制度的综合作用,趋新者设想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峙的过渡期,却成为五四后长期延续的一种常态。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

《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细察《新青年》之立论,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意在震慑和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     

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

金乡卫设立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辖蒲门、壮士、沙园三所。清初废卫为镇,改称金乡镇(金镇)。由明至清,卫所军户由单列"卫籍"的特殊群体渐次演变为普通的编户齐民,并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这一过程,可谓为"军户的地方化"。军户的地方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明中后期,军户家庭逐步形成,军户地方化初现端倪;(2)清前期,裁并卫所,军户转为民户,屯田改为民地,军户地方化进程加速进行;(3)清中后期,军户家族形成并趋于稳定,军户与非军户融合,军户地方化最终完成。军户的地方化是东南沿海沿海卫所军户群体演变的普遍趋势,也是沿海地方社会构建的组成部分。     

志书如何记述在外本籍人的创业足迹——以“在外温州人”内容记述为例

首轮志书大多承袭了旧方志的传统理念,记载的内容一般都不超出地域范围（根据行政区域所确定的范围）。而第二轮志书主要记述改革开放带来日新月异的大变化,要想全方位反映一个地区的全貌,充分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就要适当地越境而书,使修志工作与时俱进。本文以第二轮修志中的“在外温州人”记述内容为例,谈谈如何记述在外本籍人的创业...     

遗产保护理念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博弈——以“兴教寺事件”为例

"兴教寺事件"作为我国遗产保护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由于关涉"丝绸之路"项目申遗和宗教遗产的敏感性,引发了有关遗产保护与管理学理和实践的诸多讨论。本文以遗产保护理念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为切入点,分析该事件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主要矛盾,并就遗产领域利益博弈的机制和必要性,世界遗产体系建立伊始的博弈渊源进行讨论。     

清末民初公私观探析——以自营谋利观为视角

中国公私观念的基本基调是公处于主导地位,被提倡。而私则处在次要地位,被贬抑。虽然私在多数时期里不被肯定,但是私的观念仍然一直客观的存在着。在中国历史的一些时期中,私被很好地肯定和倡导。清末民初便是其中一例。在清末民初自营谋利观的视野下,与私的观念被提倡相对应的是,自营和谋利的观念也被大力的倡导。这一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分别在谋生和开明自营两个层面上阐述和提倡了自营谋利观。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解析——以多元系统论为视角

翻译文学是一个社会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翻译文学大多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五四时期却跃居中心位置,成为建构新文学思想体系的媒介。本文从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分析了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时期的地位、特点、原因及其影响,指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清末民初“好汉”与区域社会——以山西忻州赵贵根为例

清末到民国年间忻州由于民风强悍、嗜好赌博及商业发展的影响,乡村出现了＂好汉＂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些＂好汉＂有着不同于传统精英的＂特性＂,他们胆识超群、武艺高强、爱打抱不平,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自身的劣根性,却受到普通乡民的敬重,其地位又高于普通乡民,是平凡人中的不平凡者。他们的产生根植于区域社会,又对区域社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二者存在着关联与互动。     

互动与重构:海外温州人民俗观念与行为的传承与变化——以巴黎的温州人为中心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温州人移民海外,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本文拟从民俗学视角审视和解读海外温州人,研究巴黎的"温州现象",重点探讨如下问题:这些非精英移民是怎样从温州来到巴黎、在巴黎获得立足之地和发展空间、融入法国社会的?作为一个外来群体,他们原有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在异国他乡有什么改变?这些都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若干年来,士绅研究一直是晚清史的一个热点,本书不但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个案,而且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本书认为,在晚清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的士绅阶级开始自我分化,其上层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获得,权力迅速膨胀;而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第一段]     

盛名、误读与现实困境“委屈”的温州人——委屈与误读 文明转型中的温州人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模式”闻名全国,几成民营经济代名词,温州人以精明、会做生意定格在世人的记忆中。近10年来,温州以“炒房团”、“炒煤团”被舆论关注,最近两年,“老板跑路”、“金融风暴”、“房价暴跌”……一次次成为舆论焦点。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开展“世界温州人”研究 推进内外温州人互动——第一届世界温州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4月8—9日,由温州大学、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联合主办,温州市世界温州人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世界温州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大学隆重召开。     

“五四”运动台湾篇——纪念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80周年(之一)

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台湾省的新文化运动,与发生在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是一场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以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标志的伟大的文化启蒙运动。当时,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25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体系日趋完备。这种特殊条件,决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极其深刻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认同祖国的爱国主义运     

博物馆展览如何与人对话——以“筷意生活——中国箸文化展”为例

博物馆展览承担着文化传播的职责,其作为艺术文化窗口,通过特别策划能够很好的促进古今文化交流,使人们与文物、艺术更好进行沟通与对话。筷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有着极为深远的文化内涵,本文以辛亥革命纪念馆与旅顺博物馆合作的"筷意生活——中国箸文化展"为例,通过展览主题筷子背后凝结的文化寓意,以及主题展览活动的策划,且从展览时间、空间到活动这几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博物馆展览发挥的对话功能。以此为博物馆展览研究提供启迪和借鉴。     

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由于垫支堰费的赔累、预收堰款的困难与水利纠纷的频发,成都平原地区的堰长一职“人人视为畏途”,民间用水群体开始主动向官府“报换”堰长,并形成了适应性办法——轮充制。这些转变却使堰长逐渐脱离了地方精英的身份,“殷实”“谙练”等遴选标准不再被置于首要位置,民间治水在组织运转上陷入困境。官府积极介入堰长换任进程的同时,民堰也试图主动“借用”官府之力以保障堰长制的有效施行。堰长换任这类水利事务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官民互动,既存在官方的主动下渗,更展现为民间治水在困境中的能动性诉求,双方的互动是在共同意志下展开的。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地方自治——以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为中心

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莫塞（Albert Mosse1846—1925）1886年至1890年受日、本聘请,担任阁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他为日本近代法制,特别是地方自治法制的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地方自治理论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读解其各个时期的有关地方自治的讲义及意见,我们发现,以法治国为目标,强调地方自治之于国家与社会的调和的重作用,是其地方自治理论的核心。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非物质文化与地方文化建设——以“六朝古都”南京为例

作为南京城市文化代名词的六朝文化,实质是一种非物质精神文化。地方政府在城市文化建设上应该把握非物质精神文化的特点,发挥文化想象,将六朝精神文化有机地结合到城市文化建设中去,通过媒体、教育等精神文化部门,将主要存于文学、艺术以及历史文献中的六朝精神文化整合到地方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使六朝精神文化成为具有再生意义和实践功能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