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地方亏空与钱粮蠲缓研究

清中后期,由于固化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之统治者应对方策失当与吏治败坏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地方亏空不可遏制地蔓延与恶化。官僚系统无法突破既有财政体制框架,只能通过制度间的内在转化,将财政压力通过蠲缓制度疏导和转嫁。但钱粮蠲缓之宗旨却与实际效果发生背离。     

晚清苏北灾荒的历史考察

晚清苏北的灾害很多,主要是有水、旱、虫、疫、风、雹、潮、地震等引起的。严重的灾荒带来了大量的流民和无数的人口死亡,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衰败和阶级矛盾激化,并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因此考察和研究晚清苏北的灾荒,对于我们今天抵御自然灾害、减灾抗灾,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地方书局兴起缘由探析

地方书局的兴起是19世纪中后期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由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社会变迁、政治变局与学术衍变交织促成。地方书局的兴起,直接肇因于文化典籍遭兵燹损毁,但寻其根源,战后清廷欲复兴儒学、振兴文教以重建传统文化秩序,是地方书局兴起的根本原因,经世实学思潮和传统学术衍变,则是地方书局兴起的两个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因素,在19世纪中后期地方督抚权力扩张的背景下,最终演化为创办地方书局的文化实践。     

康熙朝的督抚与地方钱粮亏空

清康熙朝中后期,地方钱粮亏空成蔓延上升的态势,考诸亏空原因,它与地方财政、仓政,以及吏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地方没有"存留公项"的自主财政,仓储规则也缺乏适时的监管机制,这些都为不法官吏婪赃提供了方便。对此,督抚在被寄予直省守土之责的同时,对钱粮的监管与查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个人的廉洁与才干并不能杜绝亏空的发生,因失察、徇庇、挪用等涉案钱粮亏空受惩的督抚不乏其人。所以,在制度缺陷已然亏空之源头的情况下,钱粮亏空在康熙朝成不可遏制之势。     

技术进步与晚清社会变迁

<正>多年来,近代科学知识在晚清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佳作甚多,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可为代表,相对冷门的地质学在华传播,也有专题论述(杨丽娟:《清末地质学的传入》,《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较之抽象深奥的西学,那些新奇的西方技术及其制成品,令更多的中国人包括下层民众大开眼界,触动更直接。当时来华的西方人深知其妙用,为吸引听众招徕信众,在鲁南     

晚清浙江厘金制度与地方商品市场

浙江厘金制度以对市场空间的细化把握为特点,经历了由起验征收向包认征收的转变,至清末,呈现出两种方式交错并行的混杂局面。通过对浙江厘卡设置和征收项目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刻画其所涵盖的流通路线和市场类型,也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并逐渐内化于其中的过程。     

晚清的乞丐

乞丐古已有之。全世界无论多么发达的国家,都无法杜绝乞丐的产生。如何看待乞丐,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乞丐是众多社会群体中最底层的一个,值得同情;有人认为乞丐扰乱社会治安,滋生犯罪,是社会的毒瘤;也有人认为乞丐是一种以乞讨为生的职业化群体。     

晚清的人地关系

<正>人地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表征,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人地关系,更因中国人口在此期间历经战争、瘟疫、灾荒、饥馑等等,表现为从缓慢增长至峰值后迅速跌入谷值,而后又重新恢复的典型特征,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以太平天囯战争为节点,略述战争前后中国人地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就晚清人地关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一晚清的人地关系,可以1850年为界,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的就地正法之制

正清代"就地正法"本意为"于所在地执行死刑",是指地方督抚等官员无需皇帝批准,即可对特定案件人犯裁决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审判程序。"就地正法"始于何时,目前学界看法尚不统一。尽管"就地正法"一词至少在清代中叶就已被使用,但大规模的适用应该始于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学界对就地正法多有关注,学者们分别从其渊源、性质、适用目的、延续原因以及具体程序等角度进行了多样化的解读,(2)但从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分析就地正法的研究并不多。(3)因此,本文拟从晚清中央与地方司法权配置入手,在对中央与地方围绕就地正法司法权博弈过程论述的基础上,分析中央刑部和地方督抚各自态度形成的原因     

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一部350余万字的日记,其中有大量有关州县征收钱粮的内容,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日记.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晚清广东各州县普遍钱粮难征,州县官经常要带领大队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官亲、委员、幕客、"家人"等设立若干粮站收粮,罗定州还存在殷丁参与征粮的制度.杜凤治在任职的所有州县,无不依靠族绅、局绅的协助催征钱粮.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要使用包括枷号、杖责、羁押、封祠堂、烧屋等威胁和强迫手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写花户"自封投柜"的事,也看不到图甲制在州县征粮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感到困惑.     

晚清的课吏馆

因为培训、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试用、候补人员,晚清地方省份有设立课吏馆(仕学馆)之举.就其性质而言,课吏馆是一个集培训学习、考核和甄别为一体的官方非编制内机构,一般由两司总理,督抚直接督促.设立课吏馆,最初只是个别地方官员的个别行为."新政"时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课吏馆1902年在全国遍设.但是,新政后期,多数课吏馆被法政学堂所取代.虽然仍然招收少量候补人员,但其性质已经异化,培训、考核候补官员的主要任务边缘化.本文拟对课吏馆的起源、遍设、职能与变更作一些描述,并对课吏馆的性质和作用做出评价.     

晚清的积案问题

在政法合一的封建社会中,狱讼问题的处理状况始终是评价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某地诉讼增多往往不仅是该地民风浇漓的表现,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地方官的不尽职责或无能。因此,迅速处理各种案件,力求“政简刑清”、“息讼省刑”就成为许多封建官吏的作官准则之一。对于诉讼者而言,寻求一种公正而迅速的判决也是其诉讼的最终目的。但事实上,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要真正地达到封建统治者所向往的“无讼”的境界是决不可能的。相反,封建司法制度所导致的积案累累、冤狱重重却成为历代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社会景象。在清代尤…     

晚清儒学的末路

晚清,与近代社会变革潮流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自表层结构到里层内容都发生了质的裂变和异化。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定于一尊、处于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儒家思想,终于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走向了末路。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论清代边防及晚清边防危机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清海防、塞防出现了全面危机。其直接原因,是晚清政府武备废弛,举措失当;其远因,是早在前清盛世时就已经种下了祸根。本文拟从考察清统治者的边防观念及其边防建设的得失入手,探讨晚清边防危机的军事原因。     

晚清货币制度改革及失败原因新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状态,其中财政形势最为险恶紧迫。1894年,清政府财政还有盈余近80万两．以后由于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庞大的内外债务本息．加上无形“镑亏”损失,清政府财政转为赤字．并且赤字逐年上升。据统计,1899年,赤字为1292万两;1901年,赤字为1300万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赤字高达1729万两。造成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就是“镑亏”。[编者按]     

晚清直隶灾荒及减灾措施的探讨

直隶是晚清时期全国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其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位居全国之首。本文分三部分探讨了晚清直隶灾荒的时空分布规律、影响及减灾措施。第一部分,主要以水旱灾为例,从其时间、空间分布特征来论述晚清直隶灾荒的严重性。第二部分,阐述晚清直隶灾荒不仅造成社会经济的衰退,人员的流徙或死亡,而且还引起了人们心理的震荡,从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激化了社会矛盾。第三部分,探寻晚清直隶减灾的措施,尽管减灾措施在传统的备荒救灾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总体上效果不佳。     

晚清浙江厘金的开征及收支结构

厘金是咸丰年间实行的临时性筹饷措施,并逐渐成为中央和各省的主要财政来源。先行研究关于浙省主要厘捐的开征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而收支数量按照江苏的银钱比价进行折算,并非按照收支原数呈现不同货币所占比例。浙省厘金的收支结构,既受各厘捐征收办法影响,也与大宗货物的结算紧密相关。光绪中后期清廷试图通过整顿、提调等方式加以控制,而浙抚多次奏请减免或减征厘捐,双方为此进行了多番博弈。进一步看,地方财政的日益独立,对晚清政局的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     

晚清的灵魂工程师们

一切皆死,唯有灵魂不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于瀛台,并关闭北京城门,出动三千军士搜捕维新派人士,持续百余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危急关头,梁启超找到谭嗣同,劝说好友与自己一同逃亡日本,不料被拒。谭嗣同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第二日,谭嗣同被捕,随后,以他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这一年,谭嗣同年仅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