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黄郛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鉴于上海当时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各方面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辟上海为特别市。自此至四一二政变,宁汉双方围绕上海市政府的建立,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有组织名曰市民代表委员会,曾于3月22日召开会议并产生出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得到武汉方面的公开承认。3月29日,这一由武汉方面支持的上海市临时政府宣誓就职,政府成员中还有汪寿华等数位共产党人。     

1949年国共移交上海市政府经过

1949年5月27日晨,随着杨树浦守敌的投降,上海市区宣告解放,第二天,国民党最后一任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和中共上海市长陈毅,在市长办公室举行了市政府的移交接管,中共执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挂牌成立。上海不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吗?怎么还有国民党市政府移交给共产党这一说?然而这是     

赵祖康如何将上海市政府移交给中共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晨，随着杨树浦守敌的投降，上海市区宣告解放，第二天，中共执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挂牌成立。 国民政府在最后时刻并没有撂下管理一个城市的挑子，还是留下了陈良和赵祖康两任代理市长的看守市政府，维持着最后几天的市政运行，在战火之后，战败者向胜利者交出政府印信，举行了政权移交接管仪式，旧市政府的全体公务员只要愿意，都平稳地过渡到新的市政府工作，继续为管理大上海出力，赵祖康本人也立即被陈毅市长任命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 屈指算来，赵祖康是第九任国民政府的上海市长。 １９２７年７月７日上海特别市…     

汉奸的下场——大汉奸傅筱庵被杀记

傅筱庵,是汪伪政权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国人皆日可杀的大汉奸。此人早年起于微贱,发迹后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就任了日本人羽翼下的上海特别市市长。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只当了四天的国民党上海市长

上海即将解放时,有个49岁的喜剧性人物叫赵祖康,国民党安排他担任“末代”上海代理市长,共产党点名要他留下共建上海。经过中共地下党的统战策反,他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在交接仪式上向人民解放军办理了移交。从1949年5月25日至28日,他只当了四天的国民党上海市长。他成为     

派系分合与民初司法界的改造

民初司法界的部院之争不仅因政权更迭之初,法律制度不备、权限不清,而且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带有党派和南北之争的色彩。章宗祥、江庸均是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馆系统之嫡传,在与许世英、徐谦("部派")的博弈中最终胜出。随后章、江携手排斥"部派"所用南方党人,重整部院力量,透过人事布局和制度建设交互配合,整顿司法乱象,使司法人事至少在四五年里保持基本稳定和连续。这与司法总长频繁更迭的表象颇有不同。同时,章、江推行法官回避、司法甄拔与考试、司法讲习所、法官任用及奖惩、司法收入特别会计等制度,并极力抵制军政势力干涉司法,终使司法事业颇有基础。章宗祥、江庸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对民初司法界的改造,构成彼时司法发展的一大转折,是理解北洋前期司法制度与人事变迁的一条主线。     

拉名下:明代宦官政治权力之传承与派系生成

明代宦官间盛行拉名下现象,大珰通过拉名下的手段,与小阉结成情同父子的本管/名下关系。双方关系一经确立,便须各尽义务,尽心维系。本管对于名下,行使家长的抚育、管教之责,并尽力提拔,将其培植成自己在内廷的政治权力接班人。名下对本管亦当恪守忠孝伦理,视若生父,追随左右。以本管/名下关系为核心,内廷宦官形成一个个利益紧密的同派群体,其组织结构犹如传统家族的血缘结构一般,呈现出主干分支式的繁衍形态。以此为基础,又衍生出错综复杂的宦官派系,对朝廷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在外廷与内廷的权力角逐中,宦官派系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宦官内部权力格局的形成与演化亦深受派系势力的影响。     

清末新政官绅纷争与北洋女子公学兴衰

以性别意义上女子解放为旨趣的北洋女子公学属于清末新政的产物,而新政整体框架亦成衡量办学效果的标杆。北洋女子公学筹办关联报界、政界,涉及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政利益集团与《大公报》主持人英敛之、《日日新闻报》主持人方药雨等地方绅士的两派对决。北洋女子公学筹办过程多有反覆,人事复杂,纠纷甚多。表面看是报人英敛之、吕碧城的情感离合,背后则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筹办女学的政治意图,特别是北洋集团在教育领域的权力及其资源的分配。新政语境中北洋模式呈现的是传统性、现代性并置的混杂局面,亦涉及幕府转向军政利益集团过程中刷新"开明"形象的社会转型及其趋向。     

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

在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对峙事件中,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结成空前未有的大联盟.因此,蒋介石也一改以往武力镇压为主的做法,而始终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侮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     

何民魂为民国首都南京筹措建设经费

正1927年4月蒋介石定都南京,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就进入了建设时期。但首都建设的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任市长,首任市长刘纪文就曾回忆,"当筹办之始,并无市政经费,亦无办公地址",只是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领到了三千元开办费,并在旧贡院处寻得几间遗留房屋,就简单成立了南京市政厅。第二任市长何民魂接任之后,终其任期一直为筹措首都建设经费而努力,殊为不易。南京市第二任市长何民魂何民魂,字啼红,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1927年6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9月初担任南京市市长,     

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

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实与上海兼具"天时"、"地利"、"人和"诸有利因素有关,是历史诸因素合力的结果。所谓"天时",是指1927年以前上海与中共城市中心的革命主题及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相耦合,并占有主导地位。所谓"地利",是指上海具备适宜革命成长的土壤。所谓"人和",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党。当然,1927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主题的转换,国民党及租界对中国共产党迫害的加剧,致使诸有利因素逐渐消解,中共中央遂于1933年春迁往中央苏区。此举既是形势所迫,亦是大势所趋,因为中共中央的驻地理应跟随革命主题的改变做出应有的调适。     

南京明城门更名趣闻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与刚刚成立的南京特别市政府共同拟就了《首都建设纲要》,并借助孙中山奉安大典之机,对南京城进行一系列大张旗鼓的出新和改造,一些带有封建旧识的明城墙城门名称亦在更改之列,其中7城门名称被更名。     

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

1912年民国建立后,政治合法性在形式上均需源于民意,但是,政客们实际上以种种手段假造民意,争取权力或建立统治,此种对民权的僭越后来日益制度化,甚至成为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其支配下,强制氛围下的政治表演取代了自愿政治参与,社团被包围侵蚀,选举沦为包办的仪式性过程。政治运作多以派系利益或个人私利为本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亦可能受到利益集团控制。这种"僭民政治"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世界上最难的工作——记上海市长吴国桢

吴国桢(1903—1984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1946年至1949年间曾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本是当时一位美国记的采访稿,对了解吴的政治生涯和战后上海的社会政治风貌有一定帮助,故译出以飨学界。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与县制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以加强对县政的控制。从法理层面上看,专署与县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行政监控、人事监控、财政监控、行政统筹、政治沟通、直接的军警领导权诸方面;从现实层面上看,专署与驻在县及辖区其他县的关系不同,专员权力的大小因专员和各个县长的资历、能力、背景、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其差异性。此制的建立,是国民政府完善官僚层级、重建国家权威的尝试,然而受派系、地缘、血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的法制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

近代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左、右派系的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上海一地孙中山纪念活动的主题。1927—1937年,"大上海计划"取得的市政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事实上与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以近代上海为案例研究,可见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互动的复杂面相。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既可归因于上海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又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华界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     

蒋介石、党国元老与国立劳动大学的存废之争

1927年5月,在李石曾、蔡元培等党国元老的推动下,国立劳动大学在上海创办。劳大创办之初,无论在经费,还是人事上均受到特别照顾,彼时学校的前景似甚可期。但随着国民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整顿,劳大在办学宗旨和办学实践两方面均备受质疑。1930年先后发生的劳大停止招生、校长免职、教育部接收等事件,当事人与后人多以学界派系的眼光视之,故难得其全。从劳大的停废之议起,至最终落实,历经一年有余的迁延不决,其间的反复与支持劳大的党国元老在中枢权势的兴衰直接相关。蒋介石对劳大存废之争的介入及其态度的一再转变,背后是其与元老关系的复杂演变。劳大的存废之争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建政之初党国元老对教育行政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了元老主导的教育事业所寄托的"学术独立"的理想实则是一种虚像。     

用、弃之间:欧阳格案与蒋介石的海军人事处置

自1933年起,国民党海军将领欧阳格麾下的电雷学校在蒋介石本人的全力支持下,短短几年间已迅速成长为民国海军中一支最新锐的水上武装力量。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却又迅速抛弃了这支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嫡系海军,甚至将欧阳格本人革职查办以至最终裁决其死刑。欧阳格及电雷学校势力起伏兴衰的背后除了隐藏有海军内部派系斗争的潜流外,亦受蒋介石当时海军人事处置策略变化的直接影响。透过对欧阳格案始末的详细梳理来分析抗战前后蒋介石对民国海军建设与人事布局的政治考量,还原其相关决策的历史情景与行为逻辑,具有一定价值。     

朱镕基市长的特别礼物

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后,聘请了国际上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担任上海市政府的咨询顾问,并定期召开市长咨询会议。1990年7月,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召开,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香港的方黄吉雯等一大批贵宾到会,并有17位代表将在会议上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