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标点商榷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应制之岁 ,李吉甫为宰相当国 ,宗闵、僧孺对策 ,指切时政之失 ,言甚鲠直 ,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 ,又为不第者注解牛、李策语 ,同为唱诽……吉甫泣诉于上前 ,宪宗不获已 ,罢王涯、裴学士……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 ,贯之再贬巴州刺史 ,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 ,随牒诸侯府。七年 ,吉甫卒 ,方入朝为监察御史 ,累迁礼部员外郎。”李吉甫元和九年 (公元 81 4年 )十月病卒 ,元和七年 (公元 81 2年 )在相位 (《旧唐书》之《宪宗纪》并…     

三千里申遗京杭大运河

"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 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巨大作用。大运河已成为稳固政权、繁荣经济的命脉。     

《元和郡县志》中的岭南地理

一、《元和郡县志》的来由 《元和郡县志》是现存最早的地理专著,是唐宪宗时两度出任宰相的李吉甫所著,于元和八年(813)表上朝廷。原名《元和郡县图志》,盖叙四十七镇,每镇皆有图冠于篇首。363年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张子颜任京西牧,镇襄阳,在秘书少监程大昌的建议和支持下,始将该书刻板刊行。其时《图》已亡,《志》文亦有缺佚。但程大昌的《跋》文并未叙明缺佚多少。     

蒋良骐《东华录》地名勘误一则

清人蒋良骐《东华录》卷 6 (中华书局 1 980年点校本 )云 :顺治六年三月 ,“吴三桂报 ;‘大兵抵秦 ,克复宜君、同宫二县 ,击败逆贼王永强等 ,折七千余级。’”考诸史籍 ,此“同宫”县应为“同官”县之误。理由是 :其一 ,据清人所年《明史·地理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清史稿·地理志》等文献记载 ,明清两代 ,陕西有宜君(清属鹿阝州 ,今陕西富县、同官 (清属西安府 ,今陕西铜川市 )二县 ,并无“同宫”县。其实同官县是北朝以来的旧县。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2《关内道二》(中华书局 1 983年点校本 )载 :同官县始设于北魏太武…     

山东商河命名考实

<正> 今山东省商河县境古有一条商河,其名始见于《水经》(郦道元《水经注》卷五河水),唐李吉甫以为“汉成帝鸿嘉四年,河水泛滥为害,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通海,故以商字为名”(《元和郡县志》卷十七河北道),其后,《大明一统志》、(嘉庆)《大清一统志》及府县各志皆承其说。其实,这是应该进一步考证的。首先,史无许商开河之说。《汉书·沟洫志》记鸿嘉四年河决,许商与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应开新河分水入海,遭许     

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

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陈勇本文所指的淮南道,主要是唐后期淮南节度使常领的扬、楚、庐、寿、舒、滁、和七州之地。唐后期州郡户数见诸记载的仅有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由于是书淮南道缺佚,故元和时期淮南七州的户数不得而知。这里试根据其它文...     

"敦煌"得名新考

"敦煌"一名是何含义?东汉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不少学者对这一解释持有异议,寻求另外的解读和释义,然而迄今仍莫衷一是.笔者则认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解答:"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正是由于敦煌在开拓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方面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因而才有了这样一个具有盛大含义的名字.翻检史册,敦煌在此方面的重大作用和贡献不胜枚举.     

浅论《蒙古游牧记》

在有清一代的史地学者中,张穆是卓有成就的大师之一。其年寿不长,著述却极宏富。先后撰有《重修平定州志》、《魏延昌地形志》、《水经注表》、《顾亭林先生年谱》、《闫潜邱先生年谱》、《(?)斋诗文集》、《汉石存佚表》、《说文属》、《靖阳亭札记》、《蒙古游牧记》、《山右碑目》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蒙古游牧记》用力最勤、享誉最高。清代学者祁隽藻在其序言中盛赞“其结构详而有体”,“征引则赡而不秽”,“考订则精而不浮”;“拟古人地志,当与郦亭(郦道元)之笺水经,赞皇(李吉甫)之志郡县并驾齐驱,乐史、祝穆①以下无论已”。又指出,“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州(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垚)、固始蔚子潇     

秦直道的历史学探索——以走向、修筑与沿线遗存为中心

正直道是秦帝国在长城之外沟通都城与北边郡的第二大国防工程,与驰道一起成为帝国交通网络的重要构成,并被视作"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杨泽蒙《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秦直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不过,这项重要的军事与交通成就在后世之中,除司马迁略有提及,及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与清代方志偶有涉及外,向为学人忽略,许久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现代学术意义的秦直道考古踏勘与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自此迄今,众多学人留心     

《元和郡县志》延水县临河故城辨正

<正> 《元和志》卷三延州延水县下载:“本秦临河县之地。《史记》秦灭六国,使蒙恬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吏以戌之。汉因之,在今县理北十五里临河故城是也。”按《汉书·地理志》临河属朔方郡,地在今河套地区,李吉甫以唐延州延水县北的临河     

隋唐漕渠在灞河以西的走向

<正> 隋唐漕渠是关东漕粮运往京师长安的重要运输线,基本上是在汉代漕渠的基础上加以疏浚开挖而修成的。其流经路线在灞水以东与汉漕渠路线大同小异,灞水以西的流路,诸书除了记载其起点在咸阳县西18里的兴成堰以外,均略而不谈,只有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中说过一句“因古渠自华阴入渭”。后代学者也很少有详细的考证,嘉庆《长安县     

中华书局版《元和郡县图志》点校疑误

根据《新唐书·方镇表》《旧唐书·马燧传》等记载,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版《元和郡县图志》"建中年间,河中节度使马燧权移州于马邑县焉"之"河中"当作"河东"。贺次君在《元和郡县图志》之《校勘记》中,怀疑"贞观十四年,废虞州,解县属河中府"、永乐县"贞观八年改属河中府"之"河中府"为误书,笔者通过分析古籍中以后称前的情况,揆以李吉甫对河中府沿革记载清楚的史实,认为误书说有失允当。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

两《唐书》之《卢坦传》均载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振武河所毁,因宰相李吉甫请,移兵天德城事。两《唐书》之《宪宗本纪》又记元和七年振武河毁东受降城事,又据宪宗《实录》相关记载,此本为二事,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五元和八年条却将两事混为一谈,其《考异》曰：“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以致混乱。经本文考证,确认两《唐书》记载不误,并理清了事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对《考异》的模糊认识进行了辨证。［     

論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兼論“牛李黨爭”的起因

元和三年制舉,牛僧孺因反對削藩被選爲對策第一,是"放棄河北"的集體意識與反對削藩勢力對主戰派的抗爭;因此引起主戰的憲宗以及李吉甫、吐突承璀等人不滿。《舊唐書》此案相關記載中,憲宗態度比較曖昧;《通鑑》則對憲宗形象進行維護,將一切都轉嫁到李吉甫身上;《舊唐書》、《通鑑》遺漏、改寫了一些重要細節;《新唐書》則明確書寫了憲宗的不滿,代表了修史者的看法,是較爲合理的。《唐會要》、《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的記載,較爲真實地還原了事件的經過。     

稿件书写格式

<正>一、以简体中文、A4型纸打印。请使用与方正系统兼容的WPS、Word等软件。二、一律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除破折号、省略号各占两格外,其他标点均占一格。中文书刊与论文题目均用《》括号,此点尤请海外作者注意。三、第一次提及帝王年号,须加公元纪年;第一次提及外国人名,须附原名。中国年号、古籍卷、叶数用中文数字表示,如:贞观十四年、《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新疆识略》卷五,二三叶正;其他公历和期刊卷、期、号、页等均用阿拉伯数字。引用敦煌文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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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志编纂的伟大意义

中国有编纂全国性总志的优良传统。全国性总志源于《禹贡》。最早的全国性总志是《隋区宇图志》。唐代有李泰修、萧德言等纂《括地志》 ,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有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元代创修一统志 ,名《大元大一统志》 ,明因之 ,清则三修一统志。但是 ,这些全国性总志 ,虽有“区宇”、“寰宇”、“九域”、“一统”之名 ,仍属地方志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志。因为 ,全国性总志无一例外地都是分地记载 ,汇为一志。如初修《大清一统志》 ,采取分省叙次的方式 ,每省先立统部 ,冠以图表 ,有分野、建置沿革、…     

河南县始置时间考

河南县,古县名。《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下有河南县,可见汉代有河南县。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曰:“河南县,本汉旧县。后魏静帝改为宜迁县,周宣帝复为河南。”另中华书局《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县”下云:“秦灭,汉为县,属河南郡”明确指出河南县是汉所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洛阳、毂成、平阴、偃师、巩、缑氏。”马非百先生《秦集史》据此认为:“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即其一也。知秦时亦必有是县。”似乎河南置县最晚在周亡之前,秦相因。但仔细推敲,徐广的这句话有两种解…     

南梁王神念“别开乾路”并非子午道新线

唐代宰相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称梁将王神念"别开乾路",即唐时通行的子午道新线。后人遂认为西安汉中间的子午道新线为南北朝时王神念所开,笔者对此曾两度提出质疑。先是认为南北朝时子午道分属南北两朝,即令汉中属南朝时,梁将王神念也不可能修通子午道,只能对南朝境内的子午道南段进行修改。但南段非只一处,而又归属多变,未能确指其地。稍后即根据有关历史资料论证王神念离魏仕梁期间,西安汉中间子午道新旧两线均属魏境,梁境子午道南段的位置已能精准确定,而竟忽略未提。今补论王神念"别开乾路"是就西安安康间子午道南段作局部整改,而非在魏境新开西安汉中间的子午道新线,且与北朝时开辟的子午道新线并非一事。     

方志评论的历史传统及其继承与发展

当代正在志坛风行的方志评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稽查书籍文献记载,最初见于唐代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等人对魏晋以来地记之类志书的批评.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所纂述的方志,存在了“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的弊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自序里,也指出了“尚古远者或按搜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的积弊.著名史学评议家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一书中,对旧史志失实和浮夸之处,对志书的诸多缺失,也曾样加评论,多所指陈.他批评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书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有的“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这些事实表明;唐代已开了评论志书的风气之先.从所评所论可以看出,当时的方志评论,形式限于概括性的统评,内容则多用指瑕说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