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一中国方面的研究 (一)日本侵华研究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与推动,一般是以内阁、政府、军部为研究视角,而以下两篇文章则从另外的视角考察了这个问题.一是戚其章的<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以往有人认为:关于日本早期有兴亚主义,应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而其中"中日提携"论出于兴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潮史是占有适当地位.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 ,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 ,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 ,是不恰当的。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 ,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是指导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

纵观日本亚洲主义的源流与异变,可以了解其如何从早期“兴亚”论经“国粹”论至后期“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同文”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步步走向侵略主义的结局。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分析这个思潮的早期形态如何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胀,由此探析日本右翼思潮源生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对其做更清晰的剖析与更深刻的批判。     

对胡适与室伏高信对话的回顾与分析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数年,胡适和室伏高信这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就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双方都强调加强理解和说真话,并在如何认识中日关系问题的症结及怎样改善两国关系等方面不乏共识.这一讨论在当时引起了不同反响.但对话中两人都体现出明显的思想缺陷,如胡适的软弱、悲观,室伏高信则受到当时日本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而不自知.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以伪新民学院的学制为例

伪新民学院是沦陷下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1938年初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外务省创建于北平。伪新民学院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与友邦提携先知先觉的兴亚官吏",其毕业生大都充任伪临时政府中级以上的官员,所以其活动对整个沦陷下的华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伪新民学院的学期和学制为例来考察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古老的生态整体主义:一种生存的智慧

生态危机引发了人类对近代以来统领工业文明的主流思想的尖锐批评和深刻反思,生态整体主义就是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思想成果之一。主要代表思想包括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生态整体主义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基于生态学视角使人类认识到其生命的本源和在生物圈中找到并恪守自己的"生态位"。为了自然存在,为了人类生存,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是人类一种生存的智慧。     

丹东市开展"兴边富民行动"的基本情况

国家民委倡议发起的"兴边富民行动",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积极响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举措.     

试论诸葛亮在贵州的影响

诸葛亮南征没有到贵州,而贵州却有很多关于他的遗迹、轶事和传说,且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并指出其主流是对他"和"、"抚"方针的认同,是对他客观上促进南中地区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肯定,表达的是对战乱屠杀的厌恶摒弃.     

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之演变——以“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为中心

1931—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陆续发动了"满洲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政府为了实行对中国东北与本土以及亚太地区的管理与统治,陆续设立了前后连贯的三个国策统制机关——"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大东亚省"。本文主要围绕"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考察战时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从"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到"大东亚省"之演变过程,以及"大东亚省"的殖民统治之本质,用以再现与佐证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史实。     

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间,发展是主流.从文化渊源上,日本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受益国.然而,文化上的诸多貌似相同的因素,孕育了本质上的诸多不同之处,成为两国间产生摩擦的文化原因.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会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但是,一波三折地前行,似乎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种宿命.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只要日本正视并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友好相处,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日本右翼 百年疯狂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右翼"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在中日关系中,它几乎无所不在,无论是参拜靖国神社,还是"购买"钓鱼岛民,都有它的影子。右翼势力如同一个徘徊百年的幽灵,以各种各样的激进行动多次将日本以及周边国家卷入危机。     

废止"兴无灭资"口号的一个佐证

"兴无灭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政治口号,一度成为"左"的指导思想的突出表现,"文革"中更是达到极致.1980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一年多,但是当时党中央主席和新任的中宣部部长在一些报告讲话中,仍然肯定这一口号,中央某权威报纸还专门为此发了文章.于是干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知识界反响尤甚.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前的犹太民族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前的犹太民族问题赵云侠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诞生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民族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对犹太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现代以色列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基础。然而,１００多年来,对这场运动评价不一,肯定与否定者大有人在。持...     

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本文梳理东亚秩序变迁,以此为线索探求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评估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就如何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提出建议。作者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相互影响巨大,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消除或缓和长期政治冲突的部分后果,如何避免两虎相争的困境依旧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作者建议,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框架,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关系,把共同利益追求提升到战略层次,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加以推行。     

“绿色发展与东亚合作”论坛——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本文梳理东亚秩序变迁,以此为线索探求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评估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就如何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提出建议。作者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相互影响巨大,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消除或缓和长期政治冲突的部分后果,如何避免两虎相争的困境依旧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作者建议,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框架,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关系,把共同利益追求提升到战略层次,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加以推行。     

笔谈"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编者按:2009年1月11日,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就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者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这些意见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当有启发意义.因此,特邀请参加会议的部分学者笔谈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 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