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彭真的君子之交

我与彭真1936年秋在北平相识,当时我掩护他做地下党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后,彭真长期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17年间,我先后在市委办公室(厅)、政策研究室、教育部等部门工作,担任过这些部门的主要职务,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实际上是他的助手。在几十年的接触中,我受彭真的影响和教育很大。但我们之间一直是同志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私人事务上从未相互求过什么。这里回忆一些片段,且谈谈我对他的一些了解和认识。     

我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的往事

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文革"中调陆军第12军参加安徽省军管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地方工作了10年。我的军管工作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     

项英之女:父亲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正>中国人信奉"盖棺定论",但对于项英,虽牺牲60多年,却似乎仍未有"盖棺定论"。今年78岁的项苏云已经看淡了很多。她愿意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我对父亲的资料了解不多,我不愿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加辩论。对父     

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宋硕、陆平、彭珮云。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     

北京市钱币学会成立

北京市钱币学会于1987年11月25日在北京月坛具服殿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和来宾60人出席了大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千家驹,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立行,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商贸部部长陈元莅临大会     

两次随中央代表团进藏

转眼之间西藏自治区成立已经40周年了,我作为参加过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和自治区成立两次重要活动的一员,有着太多的感慨。在两次成立庆典时,中央都派遣了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我有幸能参加两次庆典是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统战部民族局西藏处工作,我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代表团的。我这一辈子从事西藏工作,可以说是与西藏同呼吸共命运。在近50年中,我前后因工作去西藏不下20次,每次都亲眼目睹了西藏新的发展和变化。西藏从和平解放直到今天的巨变用“沧海桑田”来形容,我认为丝毫也不过分。我两次随中央代表团进藏,亲眼见证了西藏前进中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记忆十分深刻。值此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在这里作一番回顾,来纪念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     

在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正(2014年5月16日)今天,与修志编鉴工作的各位领导、与传承三晋文化、资政育人的各位专家、学者在一起大家切磋、研究全省的地方志工作,我自己感到很欣慰。前两天,茂盛同志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他也是省政协委员,并再三让讲讲话。我考虑,参加会议可以,但讲话实在不敢。因为,我自己对厚重的三晋文化、特别是对修志编鉴工作虽然     

两次参加立法院工作的回忆

我于1933年2月至1937年7月,在南京参加立法院工作,这是第一次;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我第二次参加立法院工作。由于时间相隔太远,记忆已极模糊,只能就大体情况,略述梗概。 我第一次进立法院的原因,是为了参加宪法的起草工作。"九一     

历史烟云中的中共“六大”代表王子青

<正>王子青,河北省磁县岳城村人。1919年曾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12月在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开始,他就从事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先后成立了冀南(直南)第一个     

毛泽东主席四幅标准像制作始末

正12月26日,是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诞辰,每年的这个日子我都会回想起我为他老人家制作标准像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工作的我,被公司派到香港工作,其间有幸结识了欧阳予倩、夏衍等人,从他们那里受到很多教益。新中国成立后,当我得知周恩来总理号召海外和港澳地区的科技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用一技之长报效祖国时,毅然放弃优厚待遇,于1950年夏回到内地,进入北京中央新闻总署摄影局工作。     

关于口述历史在地方志工作中的运用

口述历史的概念颇有争议,大致有"作为行为方法的口述历史"和"作为研究成果的口述历史"的两种观点。口述历史在当代地方志工作中有重要意义:创新工作理念、补充档案资料不足、凸现人的地位、增加可读性、拓宽地方志领域。口述历史在地方志工作中的运用应做好准备、采访、整理、使用四个阶段的工作。     

五十年前的一次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秋至1957年秋,我作为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教授黄现瑶先生的助教参加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壮族组）工作。这段经历对以后生活和工作影响颇大,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第一段]     

忆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1950年7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通知,准备于9月25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举办这样的大会还是第一次,当时全部与会的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以及民兵代表一共只有350人。因参加会议人数很少,所以要经过投票筛选才能最终挑选出参加会议的代表。由于我一贯工作比较突出,所以机关提议我参加票选,我们全机关83人投票,我得到了80票,光荣地当选了。这次选举的同时,我被授予了鲁中南军区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     

忆吴晗

<正>我于1961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历史学会工作,有幸在吴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5年,深得教诲。吴晗的为人、作风以及大家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追忆那段岁月,仍使我颇多感触。这里,我想就我在历史学会工作时和吴晗的接触作几点回忆。     

陈绍棣《古史论丛》序

<正>2015年2月我收到陈绍棣同志的来信,感到亲切,引起我的回忆。1964年冬我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山东海阳县参加"四清"。当时,绍棣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不久,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做实习研究员,随着下乡锻炼。从年龄看,我是属于"老师"辈的人,在"四清"中似乎没有师生辈分的划定。一律平等,我和绍棣经常谈些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事。除我们两人外,绍棣的一位同学王宇信也来参加"四清",一起闲谈。当时在我们心里埋藏着一个想     

“纪念郑天挺先生110周年诞辰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在天津举行

<正>2009年9月18-2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联合在天津红楼宾馆和南开大学校园举办了"纪念郑天挺先生110周年诞辰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大约400人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约120位来自各地的历史学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     

难忘的“革命化”春节

正什么是"革命化"春节?从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不过节、不放假,吃"忆苦饭"忆苦思甜,同时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3月,我奉命到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宣传办公室参加"军管"。我在"军管"过程中虽然自觉已经很左了,但还是跟不上疯狂的革命形势,终于在一次"接喜报"事件中,被踢出了军管会。所谓接喜报,就是在"文化大     

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

经历过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1967年5月中央颁布的<红十条>,这是当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那时,我正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分工负责编辑西南地区的内参稿件,因而有机会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有关会议,对当时的一些实情有所了解.     

色拉马头明王珍珠堆绣唐卡

我在西藏工作生活40年,主业是绘画,但热衷于收藏。在1990年亚运会艺术节上,《中国西藏》、《雪域文化》二家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西藏民间艺术藏品展”,我有幸参加了此次展览,我多年搜集的300件西藏民俗文化藏品首次展示于世人,引起不小的反响,进一步鼓舞了我的收藏热情,此后,我便对收藏走火入魔,一发而不可收。10年     

“三创一办”建贵阳 在参加贵阳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联组讨论时的讲话

<正>今天是我到贵阳市工作以来第三次参加市政协会议的联组讨论,也是最开心的一次。听了24位委员的发言,感到都很有价值,特别是围绕"三创一办"工作,提出了许多"金点子"、"银主意",有很高的"含金量"、"含银量",表现出很高的参政议政水平和社会责任感,我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