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地理书写与国家认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

清末地理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成为知识分子借以建立国家认同的工具。清末由国人编著、出版的地理教科书,通过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近代西力东侵背景下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三方面内容的叙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塑造。清末的"史学革命"在时间维度上重塑了中国形象,而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地理教科书则在空间维度上建立起个人对国家的认同。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顾维钧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这样评价顾维钧：“他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超过他。”这个出生在上海嘉定的外交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外交奇才。“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的目标,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智慧、修养维护着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薮

建国以来,我们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先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外交思想。这其中,不论是建国初期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方针,还是改革开放后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为基础的独立自主不结盟战略,抑或是新世纪以来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于和谐共存的不懈追求,彰显着中国人民对于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及其思想基础

正时代在发展,世界在进步。国家的外交理念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不断升华。从"解放全人类"到建设和谐世界,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变化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与时俱进,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追求;既是对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创新,也是对新中国六十多年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既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大国担当,也表达了中国对国际事务和人类发展有所作为的理论和实践。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的建立,不仅为结束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屈辱历史和打破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避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原则方面的坚定性和策略方面的灵活性,既坚持了新中国外交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又保证了中国对苏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作为建国初期比较成功的一次外交实践,中苏结盟是新中国外交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一次重要尝试。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简论中国早期外交近代化的延误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初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与冲突,是处于社会转轨关键时期的清政府遇到来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首次冲击.然而,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既无法体察中英两国国势的急剧变迁,又不能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天朝传统外交政策的结束,而且定下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外交格局;清朝落后的外交机制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严重地阻滞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大清外交家的胆识

伍廷芳,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著名外交家,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那个时代的中国对外交往充满屈辱,唯有伍廷芳曾经为中国做过一次扬眉吐气的外交。     

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试析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多边外交

多边外交可表述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取向及对外行为方式,强调国家更趋于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国际关系,处理其他国家的关系,体现外交政策,是现实政策世界的工具。上合组织的建立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为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的途径。上合组织的存在与稳步发展对中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功体现了中国多边外交政策。     

一波三折的中俄《伊犁条约》谈判

<正>弱国无外交,《伊犁条约》的谈判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以史为鉴,国家必须富强才会没有屈辱。     

试析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战略也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与苏联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美日等国实现了双边关系的突破性发展。在此过程中,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推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创造了前提,而重视与欧洲各国的发展并大力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则有力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与美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     

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及其变化

中印边界冲突对南亚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巴基斯坦选择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和与中国建立事实上的战略合作关系。实际上,巴基斯坦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经历了从联印制华到联华反印的转变,这一变化是巴基斯坦在外交困境之下的现实主义选择,也体现了巴基斯坦对中国的认同和信任。这些认同和信任正是巴基斯坦走向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     

"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的变化

"和谐世界"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国际战略构想,它继承了中国既有的外交思想,同时又包含许多创新,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尤其是"和谐世界"发展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使中国外交进入"和谐外交"的新时代。     

浅析“天下主义”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影响

战略文化是关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决策者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独特的战略思维,它缘起于国家的地理环境与历史经验,深受该国精英哲学、文化和认知特性影响。战略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一国对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认识与感知。“天下主义”作为古代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根本视角,赋予了古代中国战略文化以鲜明的特色,进而对古代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外交行为发挥了深远影响。     

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同时也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它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近代以降,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面临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我们怎样走向世界——新中国外交视角与观念的演变

正新中国外交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发展。在此,笔者想谈谈七十年来中国在制订外交政策时视野与观念的变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可以简略划分为两大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一阶段,此后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新中国外交基本以革命为视角,外交观念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后一阶段以发展为视角,外交观念既有对前一阶段的继承,也有诸多变化。这个视角与观念的演变过     

清朝外交家曾纪泽

从签定《中英南京条约》起,清王朝就接二连三地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或割地、或赔款,中华民族陷进了屈辱与苦难的深渊。只有一个名叫曾纪泽的二等外交使臣,经过艰苦谈判签下的《中俄伊犁条约》,才在那段屈辱的外交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