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顾维钧的外交事业与家庭生活

正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外交家,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外交界的领袖人物。顾维钧一生结过四次婚,每次婚姻都值得研究,因为在他的外交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似乎有某种隐秘的关联。一、岳父资助留学顾维钧,上海嘉定人,1888年1月29日出生在上海一幢老式住宅中。其祖父是闻名江苏嘉定县(现为上海嘉定区)的仕宦首户,后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中丧生,顾家自此衰落。顾维     

1900年李鸿章与佐佐友房会晤考论

庚子年李鸿章于两广总督任上奉召北上,中途在上海期间曾与日本国会议员佐佐友房会晤。此事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颇具意义。综合利用中日文献钩沉这段历史,可知义和团事起后,李鸿章最早向日本做出了外交试探。抵沪后,他又策划派亲信杨崇伊搭乘日舰代行入京,从事秘密联络。他与佐佐友房的会谈,涉及义和团事件善后及日舰护送杨崇伊北上诸多问题。作为人所共知的"亲俄派"人物,李鸿章在对日外交方面多有表现,但是其"亲俄"色彩为日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地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仍以无果而终。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从“周边外交”起步

强硬回击日本挑衅,展开东盟"沟通之旅"2013年5月5日,立夏。这意味着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各种作物生长最旺盛的季节。也是在这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结束了上任后的首次独立出访,返回北京。两个月的开局铺垫,让中国外交在夏天来临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和发展期"。王毅很清楚,面对中国未来的外交棋局,自己需要用     

从期望到失望: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再探讨

1948年之北平"七五事件",是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上独特的一页。它深刻反映了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从期望到失望的心理变化。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混乱,大量东北学生迁往平、津两地,国民党政府也宣称在平津成立了临时大学、临时中学。然而,由于经费、校址等原因,国民党政府所宣称成立的临大、临中不过是空中楼阁,学生入关"要读书,要生存"的期望落空,由此引发了北平"七五"事件。然而,国民党政府把该事件当做学生政潮来处理,措置失当。经过北平"七五"事件,最后那些尚对国民党政府抱有期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其失望,政治态度转向共产党一方,投入到解放事业中去。     

陈宝琛与伪满时期的溥仪、郑孝胥

1931年“九&;#183;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对13关系寄托在“国联”①的“裁决”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13本侵略者仅用4个月时间就占领了3倍于它本土的东北全境。围绕着如何统治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三省问题,13本统治集团内部曾持二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赤裸裸地径直要求把东北并人13本国土;第二种意见则是提议成立伪政权以遮人耳目,     

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和组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承办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6月19～21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主题,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1949年后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现将研讨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外交人员的起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一些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节纷纷举行起义,加入了新中国的外交行列。如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全体外交人员起义就是一例。     

庐山的抗日烽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6月、7月两次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谋求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亦于5至7月召集各方名士参加庐山谈话会,讨论抗日事宜。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庐山作为“夏都”来经营,抗日战争前夕和前期的多项决策在庐山作出,许多与抗日有关的事件在庐山发生或与庐山相关联,庐山实际已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策源地之一。7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对日外交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也表明了国民党抗日之决心。     

《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89元该著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展开论述,系统阐述了一战爆发后中国从中立到参战的历史过程,并首次详细论证了中国走向一战的一些关键节点。一战爆发后,北京政府虽抱定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在未能达到最佳外交局势的情形下,北京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是为了防日。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日     

一战时期的中国:国家认同的寻求与国际意识的觉醒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屈辱与探索并存的历史。列强的入侵,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一批社会精英探索着"救亡图存"之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民族意识的先觉者,利用外交平台,为中国能够摆脱屈辱、走向平等,努力的争取着。"外交政策群体"也抓住世界新旧秩序更替与重建的机遇,对屈辱的外交提出挑战,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存在。这些轻微的话语对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论1928年国民党政府关于商约对欧洲小国外交

1928年政权尚未稳固的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要废除中国同外国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同外国重订新约,掀起了废约外交。1928年的有关外交活动涉及修订或重订通商、关税条约,其核心是谋求关税自主,对欧洲小国的外交效果比较显著。     

带刺“绵羊”,前进中的“道义”外交——试析卡特的人权外交

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过改组与分化,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却面临空前的困境和挑战。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卡特总统上台后对外交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大力推行人权外交。人权外交在其实施初期,对民主制的推行起到过一定作用。由于其实质是利用"人权"干涉他国内政,本质上是一种强权政治,因此在实施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人权外交的提出,也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一种进步表现。     

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

对 1 9、2 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 ,同时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国外交史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合理性 :其一 ,海外扩张是否违背了局限于大陆拓进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其二 ,海外帝国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国人视为立国之本的民主理想。自 2 0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产生以来 ,无论是理想主义史学的“背离说” ,还是现实主义史学的“国家利益说” ,都不能说明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修正派史学虽然揭示了美国扩张外交的本质 ,但由于其“由内到外”的研究体系的局限 ,最后难免落入孤立主义的陷阱。本文着重介绍了“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 ,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浅析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

济南惨案对我们不算陌生,但提到"济南惨案"以往的观点是只强调‘济案’是对日妥协,多是负面评价,而通过对那段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济案交涉确有对日妥协的一面,但同时‘济案’促使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重心的转变,使蒋介石放弃了一度抱有的依靠日本的力量统一中国的幻想,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把外交重心转向美国。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尤其与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有关。在这场政治权力斗争中,载沣之所以没有处死袁世凯,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而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其中,因为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日本方面对袁世凯遭罢黜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极不愿意看到袁氏复出;而美国政府由于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逆转,同时也为了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控制及与日本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坚决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期待袁氏尽快复出。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中美白银协定”述评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突然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并将白银收归国有。这一举动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英、日、美等国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充分反映出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货币权这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币制改革之前国民党政府曾与英国政府取得默契,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并参预其计划最后阶段的制订,所以币制改革后英国首先在舆论上和行动上予以支持。而日本却认为币制改革是对它独霸中国野心的一大打击,故而竭力反对,并采取种种方式进行阻挠和破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则采用新的策略,用压低银价、停止购银等手段,迫使国民党政府转而投靠美国,从而使得美国     

冷战后宗教与美国外交——动力、路线与机制

冷战后,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日益走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机制化,呈现出以宗教利益集团为动力、以在国会推进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为路线、以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和国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互动合作为机制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外交中也凸显宗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