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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3)
新见秦代诏书铭文残器,应属附于量器上的诏版,其形制向所未见。经计算复原,原器应为环形,其周长约118厘米,可箍于直径约37.5厘米的量器器身。推测与之相对应者,应正是久所湮没的秦桶量。桶,即《史记》所载商鞅变法时"平斗桶、权衡、丈尺"中之"桶"量,亦即睡虎地秦简中之"甬",其容十斗,朱剑心谓,"甬之器,不传于今"。参考残箍数据以及桶量容值等,则可大致复原出秦桶量之形制。这也是近世首次复原出秦桶量,进而填补了秦制"桶-斗-升"序列中桶量形制的空白。复原秦桶量之形制、尺寸,又与汉斛大致相合,故可印证郑玄对于"桶"与"斛"同器异名的判断,也揭示了度量衡领域汉承秦制的一面。而"桶""斛"名称的变化,当属王莽复古改制的产物,在"石"这一单位业已混乱的背景下,实际指向了秦汉度量衡制度的合理调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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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量体系本为秦代制度,汉承其制而用之,直至东汉初年犹未变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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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海外回流的一件新莽地皇二年铜量进行分析,从拓片、铭文、器物特征等方面论证本器就是著录在《簠斋吉金录》等书的陈介祺旧藏。铭文中的"上次士"为常乐卫士属下的轮值宿守士兵,"饭帻"为"饭渍"之借,指的是铜量的用途为分配佐餐的酱羹。由器的容量"八升少"可以推算当时一升的数值约相当于今200ml,与以前其他新莽量器的推算数值一致,进而暗示每晚宿卫士兵人数可能是25的倍数。本器的重新出现,弥补了前人只见拓片却无缘目睹原器的遗憾,为进一步研究新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和宫廷宿值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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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琱生尊(甲、乙同铭)与五年琱生■(简称为"五年尊"、"五年■")系琱生在同一年为记载同一件僕墉土田纠纷处理情况而作的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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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录木工册鼎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颁赐孔庙之后多有著录,较早的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曲阜县志》、嘉庆九年(1804)《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及道光四年(1824)《金石索》。其中乾隆本《曲阜县志》对乾隆帝颁赐"商周十供"有较详细的描述:乾隆三十六年,皇上临幸释奠,特降圣谕:前岁修葺太学告成,因念阙里庙堂设有牺象诸尊,爰择镌藏周范铜鼎、尊等十事陈之大成殿,用备礼器。兹临幸曲阜,祗谒先师,阅视所列各器不过后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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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利用进行多年的《两周金文大系续编》断代基础,与已搜集的大量器形类比,做出结论:(1)单叔鬲9件以"(?)"为"器",与逨器不同代。(2)天盂断为西周晚期,为逨母家助丧之器;(3)单五父壶与叔五父匜祭祀时配用,与幽王三年史颂匜、颂壶和周末邿国墓葬M方壶最近,应断为西周末,壶铭称"作皇考尊壶"就是逨死后其子所作。二.本文利用苏钟研究结果解决逨鼎不合历,认为:(1)宣王纪年必须后退一年,四十三年鼎合天合历全同苏钟;(2)四十二年鼎不合历,和四十三年日次干支相差10天,乙卯干支必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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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论述清代瓷器,往往从康熙朝开始。因为明末清初之际,战乱四起,使清初顺治朝的瓷业生产遭到挫折。《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顺治十一年奉造龙缸,面径三尺五寸,墙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五寸。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锳等督造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阔二尺五寸,高三尺,厚五寸。经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等督造亦未成。十七年,巡抚张朝璘疏请停止"。这说明顺治朝的官窑器的烧造是并不成功的。目前从全国来看,顺治朝无论是官窑器还是民窑瓷,传世都极少,而有年号可考者则更是可贵了。上海博物馆藏有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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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铭“司(兔丂)母”者二十六器,计有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铭文均为正书(图一,1、2、7)。另外,有大方尊二件,器底亦铭“司(兔丂)母”,但在“(兔丂)”旁多一“癸”字,铭文为反书(图一,6)。此二件方尊与前面二十六器当是一人之物,故妇好墓共有“司(兔丂)母”之器二十八件。在妇好墓不同铭文的铜器组中,“司(兔丂)母”组仅次于“妇好”组,足见此组铜器之重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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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光十六年(1836)初,六舟经吴廷康引荐,与程木庵相识于杭州。同年二月,应邀赴新安传拓程氏铜鼓斋藏历代金石器。此后,六舟分别在道光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1841)、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间(1842~1844)数度赴徽州,为程木庵传拓古器物,数量颇可观,其中就有一件"周伯山豆"。一、"周伯山豆"及定名见于《钟鼎插花图轴》(图1),纸本,纵103、横32厘米。钱镜塘旧藏,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画面为"周伯山豆"拓片,上绘设色菊花、折枝梅花。其下题跋:"周伯山豆,是器藏新安程氏,款字倒制,其文曰‘伯山父作尊豆万年宝用’十字,乃器中之仅见者。道光丁未清明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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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的最早提出者是商鞅。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抑商的前提是重农,确定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农本论";"事本"还须"抑末",提出"轻金重粟论"。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虽然变法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但总的来看应是瑜暇互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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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的铜器内.有一组“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的铭文。对于这一铭文的考释,目前是有着如下三种看法: 陈贤一同志云: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有四件鼎,器铭为‘公大□□姬?乍器’、‘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公大史□姬宝□□’,这四件方鼎,是公大史为其夫人作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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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以下简称《概述》)一文里,我们曾提及"有的酒帐上甚至在斛之上还有一种叫做‘姓’的量器",并举出帐内"五亩六十步的葡萄园,就得酒‘十一姓又一百十二斛’"为例。当时所据文书,现已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50—55页,题为《高昌张武顺等葡萄园南数及租酒帐》(以下简称"租酒帐")。最近细读这件文书,深感将"姓"字释为量器不妥。至于所引"十一姓又一百四十二斛",原文乃是"拾壹姓有壹佰肆拾贰"(下残),其下可补"(百升)(斛)"字。引文除将数字全改为小写,补字未作补注文符号而直接写作"斛"字外,又将"有"字迳释为"又",有违原义。这是由于我们误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