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捕前突访二七机车车辆厂

我们二七机车车辆厂,当年是铁道部直属中央企业和著名的“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编者注）之一。作为全国知名的先进企业,每逢重要节假日常有中央领导到厂慰问。我当年是厂里的工程师,曾有幸当面向朱德、邓颖超、徐向前等中央领导汇报过工作。     

燕园琐忆

正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学制六年,“文革”期间因中央警卫部队进驻领导“斗、批、改”,以便推广“六厂二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林木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经验,在校时间延后八个月,实际在北大待了六年半。正常学习期间,平心而论和老师们私下接触不多。“文革”期间,     

“文革”中周扬一案

“文化大革命”祸起,周扬首当其冲,被扣以“阎王殿”(指中宣部)的“二阎王”、“文艺黑线总头目”、“三反分子”等罪名,很快被打倒。其时,周扬刚动过左肺切除一叶的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在天津养病。1966年12月1日,他被从天津转移到北京,送到北京卫戊     

亲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1966年秋季,13岁的我刚进湖南临湘县二中读初一,便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等学校可以选派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且有可能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因为从报刊电台传来的消息,自8月中旬以来,毛主席先后三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     

江苏清查“5·16”冤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周恩来总理当年制止大串连内幕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中有少数从长沙、哈尔滨等地来的学生,被请上天安门,并安排在大会上讲了话。这就揭开了红卫兵大串连的序幕。 毛泽东认为学生串连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他在８月３１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表明了支持大串连的态度。消息一见报,刚成立的北京“红卫兵二司”立刻决定派三四千人到全国各重要地方,特别是上海、新疆等地串连,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全国各地的学生,首先是离北京近的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的学生涌入北京,一天就有几万人。北京各大中小…     

核潜艇研制的“尚方宝剑”——《特别公函》

1966年,正当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刚刚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瞬间风云突变,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政治浪潮逐步渗透到全国各地。为核潜艇配套和参与核潜艇研制的厂、所、院、校有上千家,在这种形势之下,核潜艇工程不免也受到令人担忧的影响。     

为反对“文革“而就义的陆兰秀烈士

我与陆兰秀素不相识。我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被调到中共苏州市委工作时,才有机会从法院借来的七大卷所谓“罪证材料”中,看到她临刑前的照片上,那激愤的眼神,读到她多篇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的娟秀文字的。在“文化大革命”被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在现代迷信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被囚被斗,面临生死抉择的陆兰秀,竟能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地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斥责“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大智大勇,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不知为她流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没有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还是冒着风险为     

"二七"死难烈士名单

解放前,据各有关资料记载,“二七”烈士为49名。而江岸工会黄子章烈士,在“二七”惨案后,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于1924年3月10日被捕,囚禁于洛阳监狱,后牺牲。郑州分工会司文德、汪胜友两烈士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于1926年,被军阀残杀于郑州长春桥(现“二七”广场)。这三位烈士,均参加了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以后继续进行斗争,遭到军阀吴佩孚及其爪牙张世荣的残害,英勇就义。解放后,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黄子章、司文德、汪胜友等3人为“二七”烈士,享受“二七”烈士待遇。故本收所载“二七”烈士为52名.     

莫名其妙的“牛鬼蛇神”集训班

1966年六七月间,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人集训班,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做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这个集训班后来被批判是刘少奇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名为集训,实为保护“牛鬼蛇神”。     

锤头高举的激情

天,淅淅沥沥下着细雨,女儿坚持要我陪她去参观“二七”纪念馆,因为她那纯真的心灵,深深地被《“二七”风云》中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动着。女儿倔犟的要求触动了我。伫立“二七”烈士纪念碑前,女儿心怀崇敬,双手奉上她细心编扎的小白花。这时我双眼突然一亮,因为碑前,已     

俗字俗语与明清白活著作校勘

明清白话萆作多俗字俗语。有白话作整理过程中,由于不明俗字俗语,常常出现失校、误校、擅改的情况。本择取近年出版的明清白话作中有关校勘问题的二七例进行讨论,利用近代汉语俗字俗语知识辨其正误,明其所以。这样做,一是想还古书以本来面目,二是想借此说明俗字俗语研究对于校读明清通俗学作品的重要性。     

夜半抄家记

公元1966年,“8&;#183;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183;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开国上将陈伯钧被诬的三件“历史罪行”

《陈伯钧日记·文选》再版之际,我有幸拜读了陈伯钧将军几十年的殷殷记载,并试图从字里行间中去追寻和破解一些历史迷踪。“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钧被林彪颠倒黑白、点名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造反派从外地养病处揪回北京批斗,还被抄家封门,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1966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国防部南门外围困长达28个昼夜之久,要求国防科委交出曾任该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澄清问题,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尽管当时的国防科委党委竭尽全力做工作,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报纸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中国的报业也未能幸免。不少省市的党的机关报被红卫兵革了命,报社被夺权,报纸被停办,办报人员受冲击。到1967年,在新闻出版总署注册的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由“文革”前的343种猛降为43种。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组织自己命名的诸如“东方红”、“全无敌”、“春雷”等一类的报纸。这些眼花缭乱的小报最高时激增到5000多种。一个猛降,一个激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程度。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文革“中的一个士兵写作组

“解胜文”,是“文革”中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巢峰先生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共收录笔名二十四个,但没有“解胜文”。究其原因有三:一不是林彪和“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二没有卷入这两个阴谋集团;三存在时间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无数冤案。冤狱遍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说它“最大”,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在党政干部中级别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别的党政干部,他们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